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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富强的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明
富强之所以会压倒文明，当时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西方的两张面孔问题。戊戌变法之后，中国拜西方为师。但这个老师老是欺负学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西方文明所到之处，到处都是血与火。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非常困惑。杨度是晚期头脑最深刻的士大夫之一，他发现，今天这个世界有文明的国家而没有文明的世界，世界各国对内都讲文明，对外都行野蛮。杨度的观察是准确的，在西方政治学里面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对内是洛克主义，讲自由平等，对外是霍布斯主义，生存至上，弱肉强食，丛林法则。面对西方的两面，杨度认为既然西方有两手，我们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它们，因此富强比文明更为紧迫。
整个民初社会，上上下下所崇拜的都是力，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崇尚的那个东西。传统中国文明所偏重的伦理、道德、价值无人问津。当时对这种“力的政治”观察最敏锐、批判最深刻的，当属《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先生，这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在1910年代，在《东方》杂志上写了十几篇的文章，集中批评民国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丛林世界，像动物一样，不讲精神、不讲文明，只讲竞争，弱肉强食。杜亚泉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世纪末以来，从欧美流传到中国的唯物论，只讲物质，物质至上，最先表现为洋务运动中的富强论，进而是天演论，即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自从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天神、人间无灵魂，一切唯物质为万能，再加上残酷无情的竞争淘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宇宙美不美，都没有人关心，所有人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自我保存、怎样免于被淘汰。这样的世界只讲优劣，不问善恶，教育是竞争的练习场，激烈竞争的结果最后都成为杀人主义。将近一百年之后，当我们重读杜亚泉先生的话，依然触目惊心！
从民国初年开始，由于力的政治的主宰，物质主义大流行，精神的价值、伦理的价值越来越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穿衣、吃饭；食色，性也。国家要强大、人民要富裕，成为了流行至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它表现为G D P为中心的发展主义，而在日常生活层面，则是物欲至上的消费主义。国家与日常生活，具有深刻的共谋关系。消费主义不仅是一种享乐的人生，而且是一种价值观。人生的意义无非是满足欲望，成为人上之人。有钱才能过上好日子，才有个人的体面、身份和尊严。在这个世俗化时代，什么样的人才属于成功人士？不是看你有没有德性、有没有知识，是不是精神高尚，而是看你拥有的外在象征：你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开不开车、开什么牌子的车？有没有房、住什么档次的房？这些都是你在社会上是否被尊重、被看得起的身份象征。你消费得越多，过的生活越是高碳，便越有身份、令人羡慕，活得有尊严。这套消费主义价值观与国家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恰为互补，其共同的立场都是唯物的、物欲的。从上到下，整个社会很少有人去思考伦理和精神的位置在哪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富强之后，中国将展现什么样的文明？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大国，一个曾经与古希腊罗马、古印度、古伊斯兰世界同样辉煌的轴心文明，如今不要说文明，连文化都岌岌可危。
中国要的是什么样的文明
民国初年乱成这样，当然激发起知识分子的反思。先是杜亚泉，然后是章士钊、陈独秀、张东荪等，开始注意到民国之所以共和失败，问题不在政治，而是政治背后的文化。他们意识到光追求富强不行，还要重建文明。于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知识分子争论的核心问题与清末民初相比，就改变了，从富强转向了文明。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在器物的觉悟、制度的觉悟之后，最后的觉悟应该是伦理的觉悟，解决整个民族的文明大方向。是全盘引进西方文明呢，还是建立将中国与西方调和起来的第三种文明？五四时期的东西文明大讨论，虽然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立场不同，但他们关怀是共通的：文明代替富强，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有一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拿破仑大帝当初曾经以睡狮比喻中国，睡狮醒了之后世界要为之震惊。这位年轻人就是胡适。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狂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自己的名字都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改为了胡适之。他到了美国之后，恰巧欧洲打了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打把胡适打醒了，他发现迷信生存竞争的富强梦最后会给人类带来毁灭。胡适说，我们今天都引用拿破仑的话，以睡狮来比喻中国，这是不妥当的，中国应该称为睡美人，中国之强，贡献给世界的不应是武力，而应该是文物风教，这就是中国的文明。
进入21世纪之后，作为世界大国所凭藉的力，主要不是军事力，而是经济力、金融力。今天“中国制造”这面旗帜插遍了全世界七大洲，包括南极洲，企鹅都可以看得到。中国以世界工厂征服了全世界。但是经济力这个东西真的能够让人家心服口服吗？即使到了2050年，中国成为头号G D P大国，你真的能够成为世界头号真正的强国吗？还是仅仅是一种虚胖？20世纪初的时候，德国曾经也想成为世界第一，做过一次强国梦，最后以发动战争而自取灭亡。日本在70年代经济起飞时，也梦想“日本世界第一”。但是到了90年代初，日本开始长期的经济衰退，到今天还没有从阴影里走出来。当年的德国和日本，只有G D P、只有军事力、经济力和金融力，但是缺乏普世的文明，缺乏征服人心的文明价值。西方从17世纪开始称霸全球，最初的葡萄牙、西班牙，徒有海上贸易的实力，背后没有文明精神的支撑，最终只能昙花一现。英国和美国之所以能够在19-20世纪分别称霸长达一个世纪，除了其军事和物质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其有现代文明的凭藉。
那么，崛起的中国可以拿什么文明贡献给世界？去年国庆60周年之际，过去的新左派如今都集体右转，成为坚定的国家主义者纷纷站出来总结中国崛起的经验，试图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另类现代性，所谓的中国模式。日内瓦大学的研究员张维卫在《纽约日报》发表文章，概况中国崛起的八条经验。其他有几条值得一提：一条是“民生为大”，相信最重要的人权是生存权，这是中国独特的人权传统。另一条是“政府是必要的善”，西方的民主经验证明政府是必要的恶，但在中国政府却是必要的善，经济的繁荣离不开开明的强势政府。与此相关的还有一条是“良政比民主更重要”，西方人讲民主，而中国人要的是良政，也就是儒家的民本政治，为民执政。重要的不是让民众参与政治，而是政府代表民众整体利益来执政，这就是中国式的代表性民主。最后一条是“政绩合法性”，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不看权力的来源，也不看是否符合更高的伦理和文明法则，而是以功利主义的方式看政府的政绩，只要拿出漂亮的成绩单，统治就具有了合法性。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也总结了三条中国模式：第一，官民一体的“社稷”社会模式，第二，一党代表民众执政的“民本”政治模式。第三，国企主导的“国民”经济模式。这些出身各异的国家主义者开始总结中国独特的中国模式，并且要把它提炼到文明的高度，向全世界特别是非西方世界推广。
问题在于：这些国家主义者拿出的“中国模式”距离中国的现实有多么遥远？中国能够离开世界主流的文明价值另搞一套另类的现代性吗？毛泽东当年搞过“反现代的现代性”，现在谁还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经验，在于坚定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承认普适文明价值，同时探索中国特殊的现代性道路。如何将中国的特殊道路与全人类公认的普适文明相结合，如何在中国的特殊性之中体现出文明的普世性，并且进一步将中国的特殊性提升为符合普遍人性的普世性，这是一个比实现富强更复杂、时间更漫长的文明转型工程。
中国已经“被推上”世界舞台，文明替代富强，已经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中国准备好成为文明大国了吗？我们已经足够文明了吗？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人的命运，也将决定未来世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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