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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正确信仰才是民族与个人当务之急
郝大维与安乐哲的论断告诉我们，中国人一方面自私自大，一切都以自己为中心；另一方面却胆小怕事，遇到问题总在企图一走了之，或者袖手旁观之。实际上，这看起来矛盾的两点仍然是统一的：都是无视他人的结果。无视他人，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普遍法则”。所以，在中国，真正的“好人”从来都不是榜样，“坏蛋”才是真正的楷模。因为天才的崇高追求往往离我们太远，而坏蛋的追求最容易激起我们内心中的世俗欲望。所以，中国人就像一群“无我”的幽灵，总是一窝峰地去干坏事，并且擅长用“法不责众”自欺欺人。
进而言之，中国人不讲规则的根本原因，就是郝大维与安乐哲所说的“中国文化没有超越性”。由于没有超越性，中国没有知识论（即，理性的认识论）；而且，由于没有超越性，中国也没有伦理学。郝大维与安乐哲认为，“中国人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在许多方面都一直是一面镜子。孔子的对手并不求助于道德理性基础上的道德形而上学，而是在道德市场上对道德‘讨价还价’。道德好像是一种土特产。在中国传统中，规范和结构出自特殊的环境，其问题不是怎样把抽象的原则引进世界，而是怎样向外扩张规范，使它们可以适用于更广阔的可能社团”。
也就是说，中国人总是妄图外界“就范”于“我”。“我”就是实质上的“大爷”、“家长”、“帝”或者“王”。由于不讲规则甚至没有规则，于是，十几亿“大爷”、“老子”将这个中国折腾得不亦乐乎！社会由此而沙化。所以，几千年过去了，中国人在精神上仍未出世。这一点也不夸张。好在我们遇到了以和平为基调的“太平盛世”（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否则，中国人仍将是诸侯割据，每天都在刀刃相见、兄弟残杀。当今中国虽然表面上“和谐”，实际上仍在延续诸侯割据的政治经济格局，只是真枪实弹的残杀有些收敛。
荒诞的是，一部分中国人居然说“西方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复兴”！实际上，在中西“对抗”开始，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复兴”过，将来也不可能“复兴”，而只能破旧立新。相反的是，西方文明在20世纪之初即已实现华丽转身。其标志性的学术事件是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以及量子力学等重大理论发现。在一定意义上，“二战”的“插曲”不过是传统思想残余与现代新兴伦理的最后一次肉搏性的阵地争夺战。所幸的是，最终的结局是后者完胜，西方文明由此凤凰涅槃。伦理学成为“第一哲学”，“作为伦理意义的上帝”重返人间，民主成为普世价值，“他者”哲学使得文化成为多元。世界新秩序之所以可能，正是基于这些重大理论的取得、普及和运用。世界因此有了更好的“普遍法则”和秩序。
这是知识的力量，是人类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大转折，然而，更是信仰的力量！为什么西方能够始终把握现代化进程中的“规则制定权”？因为他们信仰“上帝”。为什么当今世界和平成为可能？同样是信仰“上帝”的产物。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上帝”并非人格化的上帝，甚至不完全是圣经传统中所说的上帝，而是当世大哲列维纳斯所说的“作为伦理意义的上帝”。“作为伦理意义的上帝”之出现，正是西方文明又一次超越自身的体现。
世界和平有赖于东西方的普遍道德觉悟。在这一点上，20世纪的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可谓殊途同归。欧陆哲学完成了从“绝对自我”向“绝对他者”的转变。英美哲学则认为，应该“抛弃把民主看作某种制度性的、外在的东西这种习惯，而养成把民主看作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习惯”（杜威的论点），民主其实是道德实践。遗憾的是，作为东方的主体之一的中国并未出现丝毫的道德觉悟。列维纳斯在《<塔木德>四讲》一书中说：“人类在他们的本质上不仅是‘为己者’，而且是‘为他者’，并且这种‘为他者’必须敏锐地进行反思。”然而，中国及其国民仍然是麻木而自私的“为己者”。
列维纳斯还说：“上帝是最杰出的他者”，然而，中国人并不信仰上帝，并不知道“上帝”不仅仅是宗教的，更是政治的、伦理的甚至科学的。我们寄希望于中国的社会精英们觉悟，然而，他们比普通百姓更加的执迷不悟。列维纳斯指出：“我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拒绝国家利益的人，即讲真话的人。”令人失望的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只有成群结党的“知识贩子”。而且，中国人拒绝接受“人权大于主权”的现代政治原理（——在这一原理下，“上帝”拯救的不再是民族或国家，而是个人）。所以，中国的社会实践没有理性看护，也没有道德含量。没有理性，就不可能信仰。无论是神学、伦理学中的上帝，还说世俗生活、政治实践中的法则，中国人一概拒之门外。
中国人的中国式的“绝对自我”，造就了中国模式的权力本位（——通俗的叫法是“官本位”）。这种政治上的权力本位阻断了任何“启蒙运动”的可能性，并且，抑制住了任何社会个体的生命权力（包括他们的自由、创造性和独特价值甚至生命意志）。因此，政治权力人格化的结果，就是严重而畸形的人身依附关系。人身依附是一种“古代法”，它使得契约成为不可能，社会成本由此无穷大，因此，中国人要想做成任何事情，惟一的办法就是依附于权力。也因此，整个民族与国家就像老牛拉破车，并且深陷于泥淖之中。
人文精神的无法成长，就是文化的衰败，人格的残疾。中国人至今只有类型特征，而无殊型特征。中国民间尚有“一娘生九子，九子九样型”的说法，然而，当今中国人在精神上不是生育，而是纯粹的克隆。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人格发育上是不断萎缩的。而西方文明的进步体现在对“人”的不断重新认识上，因此西方人的人格塑造不断翻新和提升。文艺复兴点燃了个性解放的火种，并导致了“人的发现”。在接着的启蒙运动中，出现了“理性万能论”、“人无原罪论”等等。然后是宗教改革，人似乎在一步一步地摆脱“上帝”，走向独立自主。这种理性崇拜最终导致了英雄崇拜。因此，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应运而生。直到后现代，西方文明的不断反思终成正果。后现代主义重新发现了“人”，它认为，人类个体的异质性才是人的真正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却是由外在性所决定的，即由他者的异质性互补和对立的关系所决定的。所以，大写的“人”死了。“上帝”重新回到人间。“上帝是最杰出的他者”！
而我们中国人则斤斤于“我”，做“绝对自我”，做大写的“人”；不像西方的外在超越之路，中国人走的是“内圣外王”的所谓“内在超越”之路。在这种绝对权力意识的支配之下，中国人必然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只能做两种人：求作奴隶而不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而且，“奴才比主子更维护专制制度”。这种“主子”和“奴才”角色的奇妙统一，使得中国人在自私自利的同时，也擅长自残自虐进而自宫。要命的是，这是一种中国人人格的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在没有遭遇异质文明的致命性的“解构”之前，是难以做出任何变化的。台湾和香港就是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