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昭到张志新——兼祭所有为反极左专制牺牲的中华英烈

作者：孟令伟来源：爱思想网发布时间：2011年04月05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张志新幸运的是：她死后4年，即1979年，辽宁省委为其隆重平反，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作为反极左、追求真理的英雄典型而广泛宣传，号召广大共产党员学习。因此一度成为知名度极高的烈士。客观地说，身后荣光张志新既当之无愧，也和当时主政辽宁的省委书记任仲夷的开明和胆识分不开。相比之下，林昭虽然在1981年（由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平反，但身后长时间内相当落寞，事迹鲜为人知。

这里顺便说一下更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伟大女性。她叫王佩英。1915年出生于河南开封的一个商人家庭，上过女子中学。1952年加入共产党，大约从1961年开始走上反极左专制的道路，支持刘少奇、彭德怀，批评毛泽东的做法。1965年4月，王佩英正式向所在单位提出退党要求。理由是：“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了。”声言：“坚决退党，速办手续”。“一人做事一人当，甘心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后在劳教中多次散发表明自己观点的纸条，在食堂公开演讲，1968年9月写了大量传单计划在国庆节散发，遭到制止。曾被无数次游街批斗，几乎每一次批斗时王佩英都反抗，喊相反口号。用当时的定性语言来说就是“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1970年1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为防止她喊口号，公审时用一根细绳勒住其咽喉，后面有人拽着，既使她发不出声音，远处的“人民”又看不到。在押往刑场的路上，王佩英已经被勒死了。和林昭、张志新相比，王佩英的抗争要朴素的多，但就其精神言，在某些方面更显决绝，更其雄壮。

从林昭到张志新，或者从林昭到王佩英到张志新，中国的极左专制走到了顶点，也意味着解放的曙光快要降临。张志新临刑前被残酷割喉，诠释着极左专制的最后疯狂。4年后她被大张旗鼓地平反昭雪，标志着极左专制开始退出中国历史舞台。这个民族开始由善恶不分向区分善恶、由以耻作荣向分辨耻荣转变。虽然自由的旗帜还在地平线下隐匿，但人性正在复苏，正义的常识开始向大地回归。这是林昭、张志新、王佩英等伟大女性用青春和热血换来的。她们义无反顾地跳入地狱，却将理性的星火留在人间。

我非常非常地惊叹这几位女性的傲岸！她们是智慧、勇敢、正义、决绝、壮丽的化身。她们真的是生的伟大，死的壮烈！在那颠狂的年代，在那几乎是整个民族沉沦蒙羞的日子里，在那不堪回首的时代，在那令人绝望的无边黑暗中，是她们用柔弱的身体拯救了这个民族的灵魂，使这个民族残存的精神不至于彻底坠入无底的深渊而万劫不返。她们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是当代的女哥白尼，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贞德，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在她们面前，诸神的统治者宙斯感到“刺促不安”。这几个弱女子到底有什么力量，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回答是：因为她们代表理性和正义，无畏地追求自由。她们的力量就在这里。

我们也不能忘记她们那分布在不同地域和行业的同道者。没有这些同道者，她们就显得孤单。请人们牢牢记住这些死去和活着的同道者们：张春元、杜映华、谭蝉雪、向承鉴是林昭大西北荒原的战友，和林昭一起编辑地下刊物《星火》；北京陈世忠、郭世英也早在文革前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批评极左政策；北京知青遇罗克在文革初期发表《出身论》，公开挑战浸透极左专制等级思想的出身观，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女学生郑晓舟积极支持和宣传遇罗克的观点，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伊林•涤西还公开点名批判林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有宁夏教师朱守中，青海教师贾正玉，山西青年教师邓思京，江西青年学生吴晓飞，青海青年农民安文忠，甘肃军人王笃良，福建干部陈寿图，河北工人李元富、张坤豪，河南保卫干部李新夏，贵州技术员马锦征，北京干部杜长绪，湖南知青丁祖晓，天津公安干部李良，广东女医生官明华，驻西藏军人石仁祥，哈尔滨铁路局郭维彬，吉林省长春青年工人史云峰，四川李天德，驻北京军人蒋标川，重庆工人白智清，驻山东青岛市军人韩爱民，福建三明市青年干部赵大中，上海复旦大学学员刘秀英，黑龙江边陲小城青年马俊发、卢雪玲（马俊发之妻，临行前即将分娩）、吕守福、程佳生、马俊生、阎胜官、李国志、宋永安，以及另外一些不知名的同道者。都是反极左专制、反文化大革命、反个人崇拜的先驱人物。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已遭处决，只有少数人坚忍存活下来。他们原本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但由于他们在民族最艰难的时期采取了英勇的抗争行动，所以理应成为值得永远记住和尊重的英雄人物。赖有他们，这个民族才获得灵魂救赎，在世界面前才不至于颜面扫地。

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和警惕：这个据说是有君子风范的民族从来就不乏帮凶、打手、残忍、为虎作伥、狐假虎威、落井下石的人，正是这些人成为极左专制依靠的骨干力量，他们心狠手辣，冷酷无情，没有起码的负罪感、羞耻感、侧隐感。借助这些人，极左专制者才能为所欲为，无往不胜。所谓无耻者无畏。林昭、张志新、王佩英哪一个没有遭过这些人的毒手呢？看看张志新的描述吧：“九月二十四日，在十二大队群众批斗声讨大会上，一个女共产党员、机关干部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被昔日的同志、战友，两个男子大汉，抓着头发，挂着大牌，双臂背扭，蹲不能蹲、站不能站地按在主席台前。”“使她气断体魂。”这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图画。而这样的人当时哪里找不到？这不仅是体制造就的恶果，也是文化培育的凶残！

我们更需要正视和警惕：这个传说中的泱泱大国的绝大多数人往往会成为沉默、盲从、随大流的胁从犯。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反右倾、最后是六六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绝大多数人的沉默、附和、胁从下发生的。才能达到举国疯狂，是非颠倒，一次又一次酿成大悲剧。悲剧就是在极左专制领导人的指挥下、少数帮凶打手的推动下、绝大多数人的附和胁从下发生的。所以二战后的德国在深沉反思中得出“沉默就是胁从、胁从就是犯罪”的认识。这一认识完全符合中国。所以林昭、张志新、王佩英及其同道者的探索、异见、追问、抗争才显得特别珍贵。她们人数寥寥，但代表着、体现着、召唤着做人的人性，民族的良心。而改变绝大多数人的附和胁从的奴性，呼唤民族的良心，不仅需要体制改革，而且需要文化换血。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索菲亚、汉斯兄妹那里吧。今天的德国，索菲亚、汉斯已成为青年人的楷模。2003年，在德国电视台举办的“德意志俊杰”评选中，和索菲亚、汉斯同列的是阿登纳、路德、马克思、歌德、俾斯麦、爱因斯坦等伟人。希望再过若干年，林昭、张志新等也能和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并列。这一天会有多远呢？

我们能从曾经的民族沉沦中彻底走出来吗？

我们这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能成为有真正良知的人吗？

我们中国人能变成大写的人吗？

我们能“自由得像风一样”吗？

我深深怀疑着！！但也热烈期望着！！！

重要参考和引用著作：

1．《读林昭十四万言书》傅国涌，2008年5月1日《南方周末》

2．《张志新》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85年6月第一版

3．《永远的白玫瑰——纪念德国反法西斯英雄舒和兄妹》冯晓虎，2008年10月2日《南方周末》

4．《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刘济生，2009年7期《炎黄春秋》

5．《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纪实序》钱理群，2010年12期《炎黄春秋》

6．《寻找王佩英》郭守宽、《秋瑾案与林昭案的启示》刘凤梧，2010年5期《炎黄春秋》

7．《我的一段回忆》任振邦，2010年3期《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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