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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易中天交代流窜路线图
18岁的易中天唱着红歌进新疆时，还是“很左”的。“文革”时他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
后来“ 文革”轰轰烈烈，却也让他饥肠辘辘，“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易中天说自己再也“左”不起来了。
（易中天/供图/图）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主席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要求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趁机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能理解？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给他们举例：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里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聊天、听讲座的收获，不亚于上课；学生不是教出来的，是熏出来的。
刘道玉受邀出席了《易中天文集》的首发式。刘曾是武汉大学的校长，为易中天毕业留校做过决定性的努力。易中天的许多事，老校长都还记得。
易中天是在1978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那年，以同等学力考进武汉大学，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的。这是他转型的第二站。他在武大饥不择食，利用研究生享受教师待遇，可以进馆入库借书的特权，拼命读书。甚至把图书馆里马恩全集第42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抄写了一遍。他听讲座，文科的、理科的，统统都听。有次东北师大杨公骥教授来校讲座，说“文革”中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其实古已有之，就是汉代的察举制度。“文革”不是史无前例，是旧制度的沉渣泛起，让他印象极深。他也和同学们讨论问题。谈得最多的，是后来成为哲学大家的邓晓芒。直到现在，易中天有什么拿不准，还会去请教邓晓芒。
后来易中天总结：聊天、听讲座的收获，不亚于上课；学生不是教出来的，是熏出来的。
易中天觉得武大那时的学风非常好。毕业论文答辩会时，从哲学系请来的答辩委员刘纲纪，与导师吴林伯的某些观点不同。易中天就跟刘纲纪当面争起来，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旁边的同学脸都吓白了”。没想到，最后刘纲纪给他的成绩是“优”。
毕业时，易中天遇到了麻烦。当时研究生毕业，都由国家统一分配，而且有四个基本原则：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已婚、带薪的考生，原则上回原单位所在地区。易中天的四个条件都符合，按规定必须回新疆。
导师胡国瑞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主张留校。系里同意，但需要找校长。那时，刘道玉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他听说胡国瑞想见自己，就说：只有官员拜见学者，哪有学者拜见官员的？于是亲自上门听取胡国瑞的意见，并通过教育部长蒋南翔，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把易中天留在了武大。1984年，刘道玉又任命留校才两三年的易中天为中文系副主任，易遂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之一。1988年刘被免去校长职务后，易跟刘走得更近了。他曾经为“刘道玉教育基金”募集捐款。看看钱不够，又干脆自掏腰包，再捐十万。
刚刚留校的易中天只是“青年教师”，连助教职称都没有。他的课叫“文艺审美心理学”，也不“循序渐进”，一上来就是弗洛伊德、格式塔，口碑传开，郑州、长沙等高校的教师也赶来听，窗户上、走廊里挤满了人。
1980年代在武大读书的同学都记得，那时，易中天上穿浅咖啡色西装，下穿牛仔裤，一个箭步就跨上讲台，比在“百家讲坛”酷得多。坐在前排的，都是女生。
师母沈佩珍记得，易中天常常和同学们一起，到他们家聆听先生的教诲。易中天因为年纪偏小，还被师母叫作“乖乖”。而在易中天看来，他从胡国瑞那里得到的最大收获不是学问，而是做人的境界和风度。
著有国内第一部断代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胡国瑞，因为在政治上被视为“走白专道路”，一直受排挤和打压。“文革”结束，还是副教授。申请博导，也没批下来。他受到的待遇不公，却非常豁达。对待学生，也公认“比对儿子好”。但对社会不公，胡国瑞却不吝仗义执言。老校长李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去世。胡国瑞赋诗云：“天意何曾重斯文，万民刍狗总非仁。”这让易中天极为敬佩。
胡国瑞诞辰100周年之际，易中天做了两件事。一是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线装本的《胡国瑞集》，并题写书名。二是把四套线装本《易中天读史》编号版拍卖所得善款，再加上出版社、拍卖公司、先生家人学生的捐赠，以及自己追加的12万共50万元，在武大文学院设立“胡国瑞奖学金”。
“我有新疆的苦难生活做底子，又有胡先生这样的人生境界和人生态度做引导，还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易中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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