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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概念牢笼，温情对待传统——与易中天先生商榷
1月20日，《南方周末》刊发易中天先生针对杜维明、袁伟时两先生对话《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撰写的批评：《我们从儒家那里继承什么，又该怎样继承》（以下简称 “继承”，见图一）。易先生依据自己对儒家若干观念的理解，向身处于深度精神迷茫之中的当代国人，推荐了一个在现代语境中处理儒家价值、观念传统的方案：以共同价值为标准，抽象继承为方法，现代阐释为途径，以解决“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的问题。
这方案听起来相当耳熟，看起来相当完美。但恕我直言，这个方案充满了现代人的傲慢，这样的傲慢将让中国人无法完成现代文化与精神秩序的构造工作。
图一
图二
本拟对此提出批评，因忙于研究，半途搁笔。近日，易先生发表《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见图二），针对拙作《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以下简称“孔子”）就孔子作出的几乎每一个判断，均提出质疑。其中牵涉诸多关于古典中国历史、儒家理念源流的具体问题，如一一回答，需几大本书——这也正是笔者目前研究的主题。而易先生该文与前文具有共同的思考取向，而这样的思考取向在现代中国十分盛行，严重妨碍国人以开放心态对待传统。本文也就针对这一点略作议论。
历史主义的傲慢
文明特殊论可以敞开胸怀拥抱现代化，而对传统采取决绝的封闭态度。
通观“继承”一文，或可确定，易先生立论的哲学基础大体上是历史主义。比如他说：孔孟的所有思想，所有概念，都有时代的背景和历史的语境。儒家的很多东西恐怕都是“馊了的饭菜”。某些已经死去的，比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就让它“死在沙滩上”，用不着再去“创造性转化”。
这样的话，在过去大半个世纪出品的历史、哲学史、思想史著述中，随处可见，它几乎是所有知识人谈论历史人物、古代观念的口头禅。因为，过去一个世纪，国人一直在接受历史主义哲学教育。
这种历史主义绝非新事物，法家早有阐述。《商君书》开篇即提出作为法家变法理论的哲学依据：“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新时代需要新法律、新制度，为此必须毫不犹豫地抛弃、摧毁旧法律、旧制度。
我相信，绝大多数国人会觉得，这些话正确、精彩。只不过，接下来的一段话便露出了杀机：“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制度乃是因时而变的，没有任何恒常性，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客观性。因此，法律、制度就是工具，作为立法者的统治者则在律法之外。统治者可按照自己对“时”、对“事”的理解，废除此前全部法律，全盘重订法律。中国在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无不源于此一观念。
这也正是易先生对待观念、对待传统的逻辑。按照历史主义，人的思想不过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产物。所以，在先生论述中可以感觉到，思想、观念本身并不那么重要。也正是这样的认知决定了易先生对传统思想、观念的轻浮态度：他们的时代早已灰飞烟灭，他们的理念能有多大价值？为了要在新时代更好地生活，我们需要全新的价值、全新的观念——历史主义一转身就是进步主义。
事实上，按照易先生的历史主义，不光是孔孟，所有人所提出的所有思想、概念，其实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包括易先生所心仪的现代价值。也因此，它们根本就没有普遍性和客观性，而都是个别的。但易先生显然又坚持现代价值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这未尝不是一个自相矛盾。
或许可以说，这种看似坚持普遍主义的历史主义，不过是一种很特别的文明特殊论。文明特殊论可有两种表达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常见的方式，是从空间上进行区隔，宣称我们民族的文化不同于你们民族、不同于其它所有民族的文明。这种文明特殊论通常会造成一种自我防卫的守旧主义。另一种文明特殊论则从时间维度上进行切割，它断言，我们时代的价值、思想、生活方式、制度，应当与以前一刀两断。这样的文明特殊论会导致激进主义。
这两者的共通之处是自我中心，断言我不同于且优于他者。他们可以敞开胸怀拥抱现代化，而对传统采取决绝的封闭态度。他们的心灵对传统的封闭程度，与民族主义对异族的封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相比之下，他们有历史主义信念支撑在道德上更为骄傲。这样的骄傲把他们困在概念的牢笼中，而以自己的墨镜看待传统。
现代概念的牢笼
在西周封建制下，人们确实是自由的，尽管存在等级制。秦制实现了平等，虽然人们没有自由。
孔子与今日中国人的距离，非常近。比秦皇汉武、康熙大帝都要近。孔子的时代是自由的时代，那个自由是现代自由的老祖宗，与现代自由同属一个物种，而不是另一个物种。
在《继承》一文中，易先生提出，在新时代，儒家需要经过现代阐释，才有存在空间。进行现代阐释的原则是“引进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观念，立足于公民权利、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现代意识”。
这看法我完全同意。我只是想追问：何谓民主，何谓自由，何谓法治？乍一看，这些概念似乎早都是常识了，根本不用讨论。在旨在解决当下问题的公共问题中，运用这些常识性概念，当然也就差不多了。但是，一旦进入历史和思想的领域，仅有这样的常识性概念显然是不够的。
事实上，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只是运用这类常识性概念，必然导致严重偏差。易先生对我在“孔子”一文中诸多看法提出的批评，就生动地呈现了这样的偏差。比如，我提出，封建的君臣关系具有契约性质，君臣虽然不平等，但双方都是自由的。易先生质问：君臣之间根本不平等，怎么可能自由？很多朋友认同这样的质疑。但坦率地说，这样的质疑不过表现了现代人的骄傲与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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