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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易中天交代流窜路线图
厦大：“土匪”变“流寇”
“邦国制度也好，帝国制度也好，都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出发点和动机都是好的，都是想把我们这个民族搞得更好。只不过有些官员在维护政权前提下，以权谋私给自己捞点好处而已，没有人存心把它搞坏。但整个历史的演进，从西周，到秦汉，再到明清，越来越差。你奔着好的念头去，得出一个不好的结果来，能不惆怅吗？”
1988年刘道玉被免职后，继任的校长搞两个“凡是”：“凡是刘道玉拥护的我反对，凡是刘道玉反对的我拥护。”武大风气的转变让易中天感到压抑。有人推荐他去厦门大学，他没有片刻犹豫就举家迁往厦门特区，时在1992年。
这是他转型的第三站。这一年，他出版了《艺术人类学》，并两获大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这部著作虽然创立了新的学说（艺术是人的确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反响”。他和邓晓芒合作的《走出美学的迷茫》（后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第一作者邓晓芒），初版更是印数寥寥，以至于邓晓芒在再版序中说：由于出版界愚蠢的失误，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本书于1999年和2007年再版，印数上万）。
在厦大，易中天认识了学者林兴宅。林兴宅是1980年代的风云人物。当时洛阳纸贵的“走向未来”丛书，就有他一本，当时人称“北刘（再复）南林（兴宅）”。林和易中天散步时说，现在做事情有两个选择：要么做学术研究，那你就埋头去做；要么去为当前的社会生活服务，那你就走出校门，走向群众。中间的道路是不可取的。
易中天想了想，觉得前一条路适合邓晓芒，自己得选后一条。结果，虽然都是“土匪”（没上过大学直接读研），邓晓芒成了“坐寇”，易中天成了“流寇”。
他读研，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做《文心雕龙》，于是从“文学”转到“文论”；研究《文心雕龙》，侧重于其美学思想，这就从“文论”转到了“美学”；讲美学，得弄清楚美和艺术的起源，于是有了《艺术人类学》；也得弄清楚美学史，于是有了《破门而入》；要讲清楚中国美学，就得弄清楚中国文化，于是又有了《闲话中国人》。
《闲话中国人》是他的转型之书，以饮食、服饰、面子、人情、单位、家庭、婚恋、友谊、闲话等为章节题目，触及和整理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此后，又有《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这四本书组合成“品读中国书系”一并推出，责任编辑赵南荣为这种文体起了一个名字，叫“随笔体学术著作”。其中《品人录》十年来累计发行六十多万册。
要讲清中国历史，必须弄清楚中国政治，于是有了《帝国的终结》和《帝国的惆怅》。“终结”讲制度，“惆怅”讲案例；一个理性分析，一个感性描述。易中天感慨：“邦国制度也好，帝国制度也好，都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出发点和动机都是好的，都是想把我们这个民族搞得更好。只不过有些官员在维护政权前提下，以权谋私给自己捞点好处而已，没有人存心把它搞坏。但整个历史的演进，从西周，到秦汉，再到明清，越来越差。你奔着好的念头去，得出一个不好的结果来，能不惆怅吗？”
要弄清楚中国政治，必须有参照系。于是“惆怅”之后，又有了《费城风云》。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全世界议论纷纷，或谴责或叫好，但没人小看。易中天就想研究美国。目的是“看看人家，想想自己”。书名最初叫《艰难的一跃》，取材于麦迪逊的《辩论》。但出版后很“艰难”，不好卖，又把原来的副题《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做了书名。最后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了图文版，书名改为《费城风云》。
这本书的写作，让易中天对民主和法治有了新的认识：“民主并不只是让人说话、征求意见等等。民主的核心，是‘权为民所授’。主权在民，政权民授，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他讲先秦诸子，就特别注意到孟子关于上天和人民共同授权的思想。
这时回头再看中国历史，不能不追溯到春秋战国，于是有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也就有了《我山之石》和《中国智慧》。至于《书生傻气》和《公民心思》，“算是土匪打劫之余，打的猎吧。”易中天说。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决定嘴巴，屁股一定要坐到人民大众中去。
转型是成功的，但开始并不容易，难就难在话语习惯。易中天发现，马克思早就说过，研究的方法不等于表述的方法，就看你打算说给谁听。你的读者如果是大众，那就不能端着，不能拽。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决定嘴巴，屁股一定要坐到人民大众中去。
一通百通，方言、俚语、段子、顺口溜，易中天张口就来。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总策划王鲁湘和策划助理陈勤发现了他，请他到成都拍四川篇。在演播厅，王鲁湘问，李白有《蜀道难》，郭老有《蜀道奇》，你能不能也弄个“蜀道啥”的？易中天脱口而出：蜀道通，蜀道畅，蜀道通了四川随你逛。四川火锅麻辣烫，四川姑娘都很开放。全场笑翻。
调侃之后还得找补回来，于是他又说：蜀道通，蜀道畅，蜀道直通青天上。银燕穿空任翱翔，铁马奔驰通康藏。山有情，水无宕，蜀中父老频相望。请君多到四川来，看我天府新气象。
从此易中天频频出镜。陕西卫视“开坛”栏目组，总结出“易中天谈话法”：在第一时间，用最雷人的语言，最另类的表述，把最重要的观点抛出来，然后再去论证说明。有期节目，主持人李蕾拿了一本封面是“保卫张艺谋”的周刊问，赞成这个说法吗？易中天说，我赞成，但要加三个字——“的观众”。主持人问为什么？易中天答：因为观众已经中了他的“十面埋伏”。
这当然是电视人喜欢的风格。做《纵横中国·湖北篇》武汉那一集时，嘉宾讨论武汉人的精神。易中天马上用武汉话说，就是“唰喇”，意思是“快”。武汉人喜欢快，不喜欢慢。比如吃热干面，就得快。做也要快，吃也要快。但更多的时候，不是指物理速度，而是心理速度，也就是“爽”。他进而解释：唰喇，也许是“爽朗”的音变。但依照武汉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性格，也可能是拔刀子的声音──“唰喇”。
热干面，是武汉人最爱吃的早点；唰喇，是武汉人最爱说的词。两件事，几句话，武汉人的性格就说清楚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总策划解如光，碰巧看到了这一集。他立即认定：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解如光没看走眼。易中天一上百家讲坛，诸如“韩信是个待业青年”之类的“易氏语录”，迅速在网上传播。百家讲坛，人气大旺。此后，他又开创了好几个第一：第一个不按套路，自己设计每一集的标题；第一个由主讲人变身主持人（采访王立群）……
电视使易中天由“另类学人”变成“公众人物”，也有人说变成“电视明星”，或者叫“学术超男”。有记者问他怎么看“学者明星化”，易中天反问标准是什么。记者们凑了凑，给出四条答案：知名度高，出镜率高，粉丝众多，采访不容易。易中天答：按这个标准，领导人不也是明星吗？
有人把这归结为“会说话”，易中天说：“这不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态度，还有准备。百家讲坛，只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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