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犹太人，中国缺少了什么？

今天看到复旦大学校长发表言论说，中国的大学问题严重，至今中国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而且以后的很长时间也很难。这可能有现实的问题，但一定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的问题需要探究，与上面实际上是同一个命题。

 

实际上犹太人或犹太教民在欧洲一直受到法律的明令制裁，直到20世纪才获得不同程度的法律“解放”（普遍是1870年之后）。对于1870-1950年期间西方各个学科重要人物统计表明，1277个人物中他们至少占据了158人——且主要分布于哲学、数学、物理学，实际上按照人口比例仅只28人就足够了，又是一个超额。

 

就诺贝尔奖，在20世纪下半叶犹太人在获得彻底“解放”后获得的科学与文学奖中占据了29%的份额，华裔占据的数额之少根本毋庸统计，非常之低（可能在2%左右）。所以，在今天过多中国人将一些埋怨投射到科学与文学之外的外部社会环境时，尤其是过去一百年内激进地进行政治改革抱太高希望时，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个问题，但不是全面的问题。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过于宽容而缺乏深度批判，永远把责任简单地归于政治落后完事，每当看到这些倾向我就会异常抗拒，因为我所知道的数据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起码它太简单了。

 

假如要以1950年之前的半个世纪比较的话，当时犹太人刚刚“解放”不久，释放的空间有限，犹太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比率是14%，依然远远高出0.5%的人口比值。要知道犹太人所受到的压抑是真正的民族歧视，不是一般性的政治压力。

 

即便历史中的体制一直对于中国的各项事业有所压抑，比如专制传统，但民族传统内的某些因素依然现出强劲的分别。当然，专制传统本身也可以看做一种文化来考虑。行动自由的限制确实会是影响思想活跃的重要因素，但这是不是最关键的因素目前还没有结论。

 

当人们评价贡献卓著的犹太人时，曾经迫害过犹太人的英国基督教徒说：“犹太人是一个聪明过人，文化素养极高的民族——这讲的不是处于古时鼎盛时期的犹太人，而是处于颠沛流离中饱受压迫歧视的犹太人”。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常常会想起艰难“闯关东”的东北汉人与今天粗鄙的东北文化。无论是更为艰难的东北人还是一般中国人，异常聪明而为什么没有出现犹太人这样受人尊敬的局面？或许在东北这里答案会更为明显：中国没有犹太人那样的宗教传统和精神，中国是个世俗社会——在这里随时追逐利益和人的自然本能会成为最大的社会特征，精神追求完全丧失。

 

延伸下去的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是：科学研究需要一种超越世俗、探究真理的精神，而犹太教与基督教都有这样中国人不能理解的一种探究真理的精神。起码在科学研究中仅有聪明才智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一种精神氛围，一种社会氛围，这种氛围必须是反世俗的，我认为。所以，中国的科学精神以及教育问题，不是简单的行政就可以干预的，也并非仅只给些自由就可以完全解决。

 

查尔斯还认为，许多研究证明，犹太人智商高于其他族群，比如20世纪20年代对加利福尼亚测试出的高于135的儿童中，其中10.5%是犹太人。对于犹太人的高智商，一个解释是他们有特别擅长读书的好学精神，比如在1818年时人们发现每家犹太人都会买书学习，即便最穷困的家庭也至少每家有10本书——可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也很少家庭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到农村看看就知道家里有藏书（课本不算）的可能不会超过50%，与犹太人相比这是个没有读书习惯的国家。继续佐证的对比资料是，1949年之前90%以上的中国人都是文盲，何来读书传统？人们以为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有很优秀的传统，以识字率如此低下起码不是文化知识方面的传统，至多是继承了三从四德之类的传统。另外，作者认为外部环境的恶劣促使了犹太人更加勤奋。我不同意后者的解释。中国的环境越恶劣人也越恶劣，我认为能够得到锻炼成才的是特殊的具有特殊文化传统的人群。聪明人成为流氓还是对社会有所贡献，中国人与犹太人对此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他们根本不同的传统对于他们的文明成就做出了解释。

 

假如有人认为犹太人正是西方的一份子，他们本身就获得了西方科学土壤的优势，那么话题就在此回到他们共同的一部分根源，宗教传统文化对于科学态度的影响与矫正。最明显的一点是，《圣经》文化是一种入世文化，而中国的宗教文化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都是出世文化，唯有儒教入世，但儒教却又讲究圆滑的中庸，所以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类似“一根筋”的认真精神在中国就会非常薄弱。这是不是“聪明”而世俗的中国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

 

在评估非欧洲裔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中，中国人处于一个中间状态，日本人高居首位，并且他们呈明显上升趋势。中国人也呈上升趋势，但与印度还是比较接近。假如要考虑到人口比值，中国人得无地自容。日本人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品性竟然获此殊荣？西化当然是其中一个因素，西化本身就意味着全面的精神价值的大换血，但可能还有其他东西值得关注。

 

中国今天开始富裕，这很可能是一个中国人将开始对于人类有所贡献的一个开始，但不要太为乐观。因为研究证明，财富不一定在扶植科学与艺术哲学中担负责任。科学研究与艺术创造，很可能与精神世界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中国欲要改变这些局面，可能首先要改变精神体系。

 

正如查尔斯所言，再过几十年不同群体之间遗传差别的理解会大白于天下，但是我认为对于文化历史的争论依然会持续下去。即便在今天的条件下，中国与犹太人也不能相提并论，明天寄希望于哪里中国人才能获得世界的尊重，从聪明人变成文明人与有智慧的人，需要研究。要痛改前非，必须从正视自己的问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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