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除专制单靠写写文章肯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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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周刊：我观察你讲述的这整个转型过程中，媒体似乎都没有缺席。台湾媒体特别是党外媒体和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反对运动似乎是全程捆绑在一起的。

　　杨伟中：是的。即便在体制内媒体，反对派记者碰到压力，报社有时也会出面保护。70年代末期中国时报有个前辈记者因为参选，遇到国民党压力，老板余纪忠就掏钱让这个记者出国，随便你做什么选题。这既是保护记者也是培养记者的一个非常规方法。当然党外媒体和反对运动的高度捆绑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很肯定地说，台湾的反对运动，如果只是停留在写写文章，启启蒙的话，那么台湾现在肯定还是专制。

　　二、开放报禁时，我们很难想象台湾报业会在百花齐放后迅速萎缩的状况。

　　南都周刊：在解严前，台湾媒体人的自我审查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杨伟中：政治上的禁忌当然是第一位的，比如大陆共产党的事情，你只能报道坏的，比如哪里出了个问题以及灾荒等等，比如“毛匪”如何迫害人民等等，一定是这样报道，否则就是为匪张目；台独也不能报道，要报道也只能报道坏的消息。我记得海外台独有两位领袖先后回国投诚，当时媒体就大幅报道，主题是政府部门如何宽大为怀，这是我印象很深的现象。第三是留在大陆的党政军人员和文化人等，你也不能报道，因为你留在大陆就是“附匪”。比如老舍，鲁迅，我们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人，像陈寅恪这种也是这样。

　　南都周刊：这些信息都被遮蔽掉了厚，最后成为了一个公众的认知盲区。

　　杨伟中：对的，所以我小时候看到台独这两个字，完全不能理解台独是个什么概念，觉得很奇怪。

　　我后来为什么知道鲁迅，是因为80年代鲁迅孙子周令飞来台结婚，台湾媒体开始大幅报道鲁迅孙子幡然悔悟，来投奔复兴基地。这时才隐约知道原来鲁迅就是一“亲匪”的左派文人。总是这样，我们总是要从负面报道才知道一些相关的信息。

　　南都周刊：除了台独、毛匪和附匪这三个不能报，其他岛内的新闻呢，禁忌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杨伟中：敏感的政治话题很多，国会改造、本土意识、党外运动都是禁区。50年代的《自由中国》时期，曾经有过对警总的公开批评，那主要是集中在警总不能诱人入罪，不能钓鱼执法。1981年警总约谈海归学人陈文成，陈尸台大图书馆外时，全面的真相就很难报导出来；元首的健康状况，比如蒋经国有糖尿病，坐轮椅，往往也不能报，这些消息全是党外杂志曝出来的。当然报了后就大部分给禁了。

　　南都周刊：你本来是搞工运和学运出身，怎么突然想起来进入报界？

　　杨伟中：我是受国民党爱国教育长大的，觉得中国要复兴，也比较关心时事。在解严前后，受到社运冲击，也看了不少禁书，读鲁迅，读马克思，受到五四以来的民主和左翼思潮的影响。当时张国焘的回忆录我看了第一本，他办刊物，搞工运，那种启蒙和救亡运动，很感人，才发现原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宣传有所不同，是站在劳苦大众这一边的，这种理想主义气质很不错。那个时候台湾正好开始有工人运动和工党，我正好在念高中，台湾政府的劳工委员会就在我们学校旁边，相当于大陆的劳动保障部。当时很多工人在那里抗争，我下了课就过去旁观、参与。那时候见识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包括媒体的扭曲，法律的不公。越来越发现体制本身的问题，进一步想到要参与。

　　到了大学，就继续参加大学学运社团。离开大学后就到工会去做专职。我们其中一个使命是要建立独立于国民党控制下的自主工会。花了比较久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

　　从小家里订中国时报，这是当年台湾知识份子最爱看的报纸，父亲是大学教授，在他要求下养成了阅报习惯，但进入报界是个偶然。我曾想过如果不从事社运，最好的工作应该是进报社当个主笔，批判时政，不过也只是闪过的念头。后来常在报纸写点评论，被周天瑞先生邀请进入《新新闻》周刊，才开始媒体生涯，也没想到真的进了中时报系担任主笔。

　　南都周刊：解严后到90年代中期，台湾报业似乎有过一个比较短暂的黄金时期。

　　杨伟中：从1988年1月1日报禁开放时算起到90年代，大概四五年时间，出现了许多新报纸，新的本土派报纸，新的晚报等。很快，到2005、2006年左右，多家报纸接连关门，震撼不小。台湾现在只剩下一家晚报，连很多人爱看的娱乐生活性报纸民生报都关门了。1988年开放报禁时，我们很难想象台湾报业会在百花齐放后迅速萎缩的状况。

　　这里有很多原因，网络是一个原因，苹果日报进入台湾是一个原因，阅报习惯下降是一个原因，市场泛滥后的调整和淘汰也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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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伟中石扉客来源：《南都周刊》发布时间：2010年0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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