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以党治国”为什么失败

    核心提示：孙中山主张在训政时期实行“以党治国”。1928年，中国国民党开始做“以党治国”方面的工作。国民党在大陆的“以党治国”实践是失败的，它没有使中国经过党治走上宪治之路。国民党“以党治国”实践的失败，既有军政时期的任务没有完成的客观原因，也有国民党政权制度化水平低、国民党本身和孙中山“以党治国”理论预设方面的主观原因。

 

1946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比较全面地规定了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在形式上也确定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条文，成为国民政府由训政向宪政过渡的依据和起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名义上为行宪政府。但是，“行宪”以后，国民党一天也没有放弃对政府的控制，各种重大问题仍由国民党决定，政府要职仍由国民党人把持。对此，李济深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改组的政府本质上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青年党和民社党参加这个政府徒供作一党专政的烟幕而已。”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证明国民党没有实现使中国大陆经过党治走上宪治之路的任务。

 

一、导致国民党“以党治国”实践失败的客观原因，主要是国民党没有完成军政时期的建国任务

 

我们知道，南京国民党政府是一个依靠军事力量组建的政府，权力基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军事力量。因此，其政权形式的合法性难免受到其他社会力量的怀疑和挑战。因为，“权威排斥对强制的使用；一旦武力被运用，权威本身便失败了……如果权威可以被定义的话，那么就应将它与武力区别开来”。在国民党统治大陆22年中，其行政权力的集中化始终没有彻底实现，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权威长期面临着严峻挑战。其表现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全国的统一。

 

（一）长期存在的割据状态

 

在国民党统治大陆22年中，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军事、派系关系，呈现出一种割据状态。在当时的割据状态中，不仅有地方军阀的割据，而且还有红色政权的割据。在军阀割据中发展“工农武装割据”也是毛泽东推动革命发展的一个创造。南京国民政府的真正版图，不出长江下游一带，其他各省只是奉“国民党的正朔”而已。到1931年日本首次侵略中国的时候，严格说来，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只不过是一群名义上服从国民党的地方实体。1928—1931年，南京时代早期的政治与军阀时代的政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蒋介石不过是同类人中的佼佼者而已。国民党，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形成了各自派系，各派之间的斗争极其尖锐，从而大大削弱了国民党作为整体发挥其在领导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中双方争执的焦点是国家统一问题，也即如何处理两党的军队以及“法统”和解放区政权关系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是：强调由于国家与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处于国民党的党治之下，因此，一党不能统一另一党。这个观点的核心是，将国家和南京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分开，从而将双方关系确立为党与党的关系。国民党的基本论点是：强调中华民国为国民党所创造，因此国民党有权治理人民。这个论点的核心是，将国家和南京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合为一体，从而将双方关系确立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最能代表国民党这一基本观点的是张治中在反驳王若飞的质问时所讲的一番话。当王若飞说：“你们国民党作了些什么？”王的这句话隐含着的意思是国民党何能代表国家？面对这一质疑，张治中答道：“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创造中华民国，彼时中国共产党尚不知在何地方。一个国家必有政府，有了政府，必须承认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你们既承认国民政府，即须将一切问题，在政府法令规章所能允可的范围之内求得解决。”张氏之言，是对国民党权力的来历以及权力行使的依据所做的一个说明。中华民国既然由国民党创造，那么，国民党行使国家权力便是天经地义。可见，张治中是把国民党与国家一政府看成一个整体，而人民也就是中共，必须服从国家—政府—国民党。

 

从理论上说，“武装力量的国家化”在现代民族国家已不是问题；但在一党专政的中国，控制着国家政权的国民党要将中共的武装力量纳入其统治下和取消解放区政权，这显然不能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因为，中国共产党若把军队和政权交给一个不是建立在民主宪政基础上的政府，不但不能发展，连自身生存的权利也会丧失。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不仅对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激烈的挑战，而且也使国民党的党治实践受到沉重打击。

 

（二）无法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政治统合的因素

 

1931年以来，日渐加深的日军侵华行为也使国民党利用党治来解决国内统一问题的政策无法有效继续下去，只能靠拖、蒙、骗来应对时局。我们知道，民族主义是现代世界中创建国家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缺少了它，国家在生存斗争中就会异常不利。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到1936年秋，民族主义也往往是不利于蒋介石的。因为，蒋介石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很难使他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政治统合的因素。

 

魏德迈根据个人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以党治国”时期作为最高实力人物的蒋介石一直在四种战线上作战，“对付日本；因对付苏联而要对付中共；对付中国内部分裂的趋势，以过去之军阀为代表也及于半独立的省主席与将领；还要对付西方帝国主义。”本来，国民党建立以党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克服民国初年以来一直存在的国家的权威危机和权力危机的，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安德鲁·J·内森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自1928年起至今日，中国的政府一直受这个或那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监督，目的是避免重现民国初期的混乱。”建立行政权力统一的现代国家是军政时期也即党建国家时期的主要任务，由于这一任务没有完成，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必须拿出相当大一部分人力和物力来进行国家建构和社会整合的工作，这不能不直接影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建设。对此，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现阶段党务方针》也指出了这个事实：“党在军政时期，对于建国大纲所规定的‘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的革命工作，未能彻底完成，以致训政时期战争不息。加以军阀割据，日寇侵略，形成一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动荡不安局面，于是应在训政时期实现的地方自治和民生主义，很少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