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复兴需要真正的基督信仰

　　信仰与道德标准的复兴

 

　　美国宪法前言说到立宪与建国的目标，“establish justice”和“secure blessing of liberty”，通常的翻译是为了“树立正义，保卫我们和我们子孙自由的幸福”。我在这里回到清教徒的观念和传统里来翻译，第一是“坚立正义”，因为正义并不是我们自己树立的，人类能做的，是最高的公义在我们当中落实的程度；establishment这个词，在清教徒时代首先指的是建立教会，尤其特别是指改教之后的英国圣公会。美国宪法特别以这个词来指称一个与上帝立约，并遵循上帝的公义的国家。就像minister这个词，在18世纪之前多指牧师，后来就在立宪政府中被使用，称之为部长了。第二是“保卫我们及我们后代蒙福的自由”，用柏林的话说是“消极的自由”，但用清教徒的话说，就是“蒙福的自由”。自由不但是消极的，而且在本质上是领受的，和被祝福的。

 

　　奥运之后的中国走向，若不是为着这样一个理想，就是透过立宪政府，透过信仰与政治、民间与政府的平衡，去坚立正义和保卫自由；若不是为了把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真正带回个人生命的尊严中去，并且在此过程中，逐渐确立一个比政府更大、比国家更高的社会理想；那就永远都不可能有复兴。一个关于人类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的理想，一定不是被国家的概念所限定的，否则就永远没有真正的复兴可言。

 

　　真正的复兴，一定是正义与自由的复兴。不然你再有钱，也只是四川话说的“雄起”。我举一个公义及其标准的例子，十诫的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西方文明是一个约的文明，信仰上的圣约，政治上的宪约，和私人间的契约。复兴，就意味着毁约和作假见证，永远都是一件最严重的事。但在中国，不但是最日常不过的事，而且在道德上甚至是逐渐被谅解的事。复兴的指标不是GDP，而是我们的道德标准，包括商业道德，这是正义在个人生命和市民社会中的落实程度。举例来说，几年前知识界曾讨论伦理底线的问题，先是必须说真话；后来退一点，只要不说假话就行；再退一点，说“白色谎言”也可以；到最后，只要不故意造谣陷害人就好了。我觉得这实在很悲哀，这个社会一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已经毫无底线可言了，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已经落在人类普世的最低文明指标之下。第九诫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英美法庭上的证人宣誓是一个最好的解释。誓词应当清楚地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是“说出真相”，第二是“说出全部真相”，第三是“所说全是真相”。什么叫不可作假见证，这就叫不可做假见证。什么叫不说谎，这就叫不说谎。从来没有一种被妥协的道德。我们做不到就要承认，但你不能修改这个标准，然后说我做到了。就像你不能修改复兴的标准，然后说我复兴了。

 

　　我在大学里教书，一直都有一个挣扎。大家知道所谓体制内的职业，每一年你都要填一个工作鉴定，里面一定有“个人政治思想表现的小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我要怎么写。以前的做法是不说假话而已，从18岁开始，我就从来不会写我拥护谁、学习谁的讲话之类狗屁不通的话。但我也不敢说真话啊。通常的做法是写一两排很大的字，把空格占满。但有两次系里领导说这不行，叫我重填一份，不过又多写几个字，把字体稍变小一点。但是消极抵抗从来不会带来消极自由。我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就是生命中的屈辱感和自我的丑陋。直到最近3年，当我成为基督徒后，我愿意从自己开始，来践行道德的标准。我虽然常常做不到，但我以“说真话，说全部的真话，所说全是真话”为上帝对我的呼召。

 

　　最后，我不知道中国的复兴是什么，但我知道每个人应当做什么，每个灵魂要复苏，每条街道、每间教会、每家公司、每个家庭都要复兴，这个国家才可能复兴。让我以美国著名的神学家，也是政治哲学家尼布尔在1934年的一段祷告，来结束我的发言。在二战期间，每一位美国海军士兵，在出发前都会拿到一份这样的祷告词：

 

       我的上帝，请赐我平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赐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一切，赐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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