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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的是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精神——兼与刘军宁先生、秋风先生商榷
题记：刘军宁先生认为文艺复兴要呼吁的是：“天地之间，个人为尊”，实际上宗教改革要说的是：“天地之间，上帝为尊；上帝之下，个人为尊”。只有高扬了神权，才能高扬人权；只有打倒了教权（天主教专制），才能高扬神权与人权。
虽然秋风先生意识到了道德秩序、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指向这些秩序背后的根源和基石，没有上升到信仰的高度；虽然他认为“个体的尊严需要在超越动物性存在的层面上、即在人的社会性、道德性存在中去寻找”，但这一思路却出自他所批判的理性主义者如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他隔靴搔痒，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的尊严来自上帝的创造、人权的尊重来自对上帝的荣耀和尊崇。他还是拘囿于人的理性，没有走向其真正的反面——信仰或启示。
一
宪政民主肇始宗教改革而非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在中国这个对宗教信仰讳莫如深的国度，长期以来，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人类进步的功效被高估。这种高估是相对而言的，就是相对宗教改革而言的。实际上，宗教改革对西方历史乃至人类历史的作用不知道比前两者要大多少倍。文艺复兴张扬了人性、人欲，但却无法树立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信仰体系；启蒙运动虽反抗专制和王权，但却导致了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开启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大门；只有宗教改革直接而且最早达成了目的，宗教改革高扬神权、贬低教权、奠定了个人主义的信仰基石，从而树立了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新教信仰体系和宪政民主体制。要想在中国实现人权和民主，如果取法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它们的负效有可能会摧毁我们最初的美好愿望，只有直接取法宗教改革，才能在本源上、最后结果上达成个体自由、民族进步的目标。
我们先来看看几个数字，文艺复兴是14、15世纪在西欧最兴盛的事件，但是几乎所有史学家都认为1500年才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享誉全球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把书分为《1500年前的世界》和《1500年后的世界》两部分，也即是两本书。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也是从1500年开始写的，甚至官方最近推出的《大国崛起》也是以1500年起首的。到底是什么原因把1500年作为全球史的起点。实际上，这就是西方宗教改革的发端时间。1517年，马丁·路德就贴出了著名的《95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飙，1536年，加尔文初版了《基督教要义》，改革运动初成体系，这个如火如荼的运动革故鼎新了人类价值观、世界观乃至缔造了民主自由政体，在不长的时间后，1581年7月，新教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荷兰共和国，紧跟其后的英国清教徒（基督新教中加尔文主义者）在1649年将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成立了共和国，1688年经过光荣革命，迎来了新教国王，实行了“君主立宪”的宪政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宗教改革还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成果：1620年为反抗宗教压迫而逃往北美的清教徒，在大洋彼岸建立了自己的家园。1776年，缔造了一个目前再没有比它更完美的宪法的美利坚合众国。
与宗教改革导致的一连串宪政民主国家相反的是，在文艺复兴兴盛的国家，意大利、法国等欧陆国家，民主共和国却迟迟登不上历史舞台，反而盛行帝国、暴君和法西斯。意大利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四分五裂，在1870年才成为一个统一的王国。1946年才成立民主共和国。法国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却出现了一个混乱不堪、草菅人命、革命恐怖和专政暴力为特征、令文明世界非常尴尬的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了革命专制、君主立宪、恐怖统治、自由共和等多种政体，最后以拿破仑的军事独裁、帝制告终。1848年建立了短暂的第二共和国，1870年才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第三共和国。这时距离由新教徒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荷兰已经相隔300年了。
在这些年代数字背后，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不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国家，反而是在宗教改革成功的国家首先建立了民主宪政？难道没有宗教改革，就真的建立不起来真正的宪政民主国家？或者说，难道只有在基督新教的国家，就能更好更快地建立宪政民主国家？
实际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宗教改革背后是高抬神权从而也高抬人权的加尔文神学思想，以这个思想为基础，衍发的是英美个人主义、英美法系、代议制民主等等理念，而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背后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甚至演变为践踏神权、崇拜人体和个性的纵欲主义、无政府主义，以这些思想为基础，衍发的是大陆理性主义、大陆法系、集体主义、直接民主甚至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