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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2 ：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日本的冲击
四、走上街头的红卫兵
在日本，“文化革命”被改称为“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8月18日中国的红卫兵大喊着“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走上街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革”的百万人集会开始的。日本的评论界亦因“‘文革’论”的兴起而变得充满活力。同中国一样，“文革”在日本也被认为是一场“触动人类灵魂的大革命”（中国《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社论语）。
红卫兵出现之后，在1966年11月日本发行的刊物中共有3种综合性杂志都刊登了特辑文章。除了耗费近250页特殊纸张（该书总共344页）的《世界》杂志上刊登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日中问题》之外，还有《中央公论》上刊登的《如何理解急剧变动的中国》、《现代之眼》上刊登的《沸腾的七亿人》等文章。在当年12月的《潮》上也刊登了题为《红卫兵之暴风雨——整风运动与革命青少年》的特辑文章。
在日本刊物《世界》上较有影响力的论题，主要包括人民解放军与党的关系（吉田实）、中国的对外认识（太田胜洪）、经济体制改革（小岛丽逸）、学术文艺论争（竹田正彦）、科学技术改革（山田庆儿）、社会变动（J？缪达尔）、红卫兵运动与权力路线斗争的关系（松野谷夫）、对于打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列化的中苏对立被“文革”扩大化问题的考虑（斋藤孝）、反西洋帝国主义（入江昭）等。这些论题基本上包括了今天我们对“文革”进行再考察时所涉及到的有关“文革”发生原因的诸多问题。通过阅读刊登在该特辑卷首的由安藤彦太郎、古在由重、野原四郎、野村浩一等参与讨论的《何谓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会发现其讨论虽然未必精炼，但是各人的主张之间存在着距离，似乎对于新生的共产主义革命所持有的共通感和生疏感的分歧之处，各位评论家早已看透。小岛丽逸的“自立经济论”（《“自立性民族经济”的建设》），着眼于以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和工业的国有化为支柱的自力更生型的经济体系，从实证的角度对一反西洋式的土法式经济体系进行了高度评价。1967年9月的《世界》上刊登了山田庆儿的《公社国家的成立——造反有理（1）》，山田庆儿曾到中国访问，实地考察了农村、工厂和革命委员会的公社，指出“中国正一步步变成一个巨大的公社组织。明显地，中国迈出了‘消灭国家组织’的第一步。新的‘国家’是非国家的国家，应该称作公社国家”。基于新的共同体原理确立了国家典范，他又提出了“公社国家论”，同时也首次提出了“中国的公社型革命论”、“自力更生型建设论”等论点。
日本的《中央公论》在卷首部分刊登了在香港举行的日本评论人同西方记者关于“毛泽东的指导性与中国的未来”的座谈会内容。参加者主要有《远东经济评论》的总编德勒克？德比思、马克？盖因、东京银行香港分行行长石井康夫和卫藤沈吉（时留学香港）。盖因、德比思都认为“红卫兵的出现实际上是在党内的权力空间出现动摇的毛泽东所进行的一场政治动员”。德比思从知识分子成为批斗对象的背景出发，指出“以往的斗争方向主要在农村，现在则是将斗争的方向转移到修正主义分子集中的城市”。后来，在由安藤彦太郎、村松瑛、竹内实参加的探讨“‘文化大革命’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座谈会上，村松瑛和竹内实所持的“破坏论”与安藤彦太郎所持的“建设论”截然对立。竹内实担心政治运动会造成对知识分子的冲击，而村松瑛则将其视作毛泽东、林彪路线的反攻策略。但在“红卫兵运动是复杂的、危险的集群运动”这一认识上，两人的观点是一致的。而安藤彦太郎对于中国现状的变动则始终持辩护的态度。
日本的《现代之眼》则是基于国内外的要因背景，从中国革命的阶段论出发，通过探讨红卫兵运动发生的背景来选择刊登特辑文章的。藏居良造、山田礼三、宇佐美滋、村上薰就“共同讨论——中国将走向何处”这一主题纷纷发表评论意见。在国际孤立的背景下，为何在中国国内会发生肃清运动呢？是因为“权力斗争”（宇佐美滋），还是因为“革命路线的差异”（藏居良造），还是“为参加越南战争而进行的体制整合”（山田礼三），或是“为克服国内经济困难而刻意将毛泽东神化”（村上薰）？各位评论家从各种角度展开讨论。中岛岭雄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一文中指出：“红卫兵运动是有别于以往动员群众力量的暴力革命，军队在支持党的主流力量的同时，造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断加深”，在毛泽东理论的有效性逐渐退步的另一面，“极恣意、极主观的教条被绝对化之后，就萌生了从不过是旧社会的各种遗留势力中寻找阶级敌人、要将阶级斗争进行一百年、二百年的命题来”。
值得注意的是斋藤龙凤所写的《奔跑！红卫兵》一文。斋藤龙凤，作为电影评论家而广为人知，后来有当过武斗派毛泽东主义者这样特殊的经历。他非常赞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认为红卫兵的放纵行为正是日本的左翼势力所缺失的发动“变革的初衷”，“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十分有必要具有容忍轻微放纵或过激行为的胸襟”。综观其后日本发生的变革运动，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文章过分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行动主义，可以说其一方面打开了容忍暴力革命的大门，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激化反日共的新左翼派学生运动家走武斗路线的导火索。
由红卫兵这样的城市学生们所上演的过激的造反闹剧，使得一直以来牢固的农民革命的形象大为改变，为关注中国问题专家以外的人提供了积极关注现实中国的广阔视野。特别是当时的左翼势力以外的学生运动家们，在寻求走武斗路线的同时，使运动本身也由充满活力转变为充满杀气。“文革”这场戏剧的序幕，发展到这里很快就要进入高潮了。
五、登陆日本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3月，以宫本显治为团长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在北京起草共同声明草案。原本要在上海与毛泽东会见后达成最终协商，但是在围绕着毛泽东要求加入批评苏联修正主义的内容这一问题上双方之间存在着争议，最终没能达成共识。由此，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开始破裂，众多的日本共产党员以及支持日本共产党的与中国有关的日本学术团体、友好团体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也相继出现问题。
1966年10月被日共除名的西泽隆二、军事评论家林克也、日中友好协会大阪府联合会的大塚三章三人发起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并发行刊物《毛泽东思想研究》。大塚三章于同年12月与另两人决裂，另外发起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会，在宝塚市创办了毛泽东思想学院。还有山口县革命委员会的左派力量于1966年9月公然表明支持中国批判日本共产党的态度，并相继出版了《长周新闻》【2】、《人民之友》、《革命战士》等机关报刊。另外，地方剧团“羽车座”还通过演剧的方式进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活动。
1966年10月，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与中日友好协会的廖承志会长在北京签署了共同声明。回国后，日本共产党方面的协会会员以声明中有攻击日共的内容为由拒绝承认该声明，因此支持共同声明的一派则宣布全体脱离该协会，并于同年10月26日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正统）。
学术界的分裂则始于亚非研究所。1966年12月9日，13名反对日本共产党的所员宣布退出研究所，紧接着，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也发生了问题。【3】1966年12月27日的理事会上，平野义太郎理事长辞职，原东亚研究所上海事务所所长伊藤武雄就任新的理事长（《中国研究月报》227号，1967年1月）。第二年2月10日，临时所员总会召开，平野义太郎、米泽秀夫、尾崎庄太郎等决定“对于妨害日中友好的研究现代中国的9名所员进行除名处理”（《中国研究月报》228号，1967年2月）。另外，在与中国研究所关系密切的现代中国学会的关东部大会上做出了于7月2日召开“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的决定，但是日本共产党却积极努力取消该研讨会的召开。【4】
1967年2月28日，居住在东京善邻学生会馆的15名华侨学生出现在一层的日中友好协会本部，抗议协会的事务员撕毁贴在正门大厅的一张海报。双方发生冲突后，各自的支持者先后赶到。学生们在协会本部前面设置路障，限制仍在本部内的60多人的行动自由。3月2日，双方从小规模冲突发展为群殴，造成流血事件，最后警视厅机动队也介入了。6日，在由支持中国学生的正统本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共同主办的真相报告会上，东京廖承志办事处的孙平化首席代表强烈批评日本共产党的做法。中国的《人民日报》也于11日发表了“抗议日共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华暴行”的评论。
随着日共与中共关系的继续恶化，中国方面支持反日共的亲中派团体，因此不仅是反日共的团体，就连中国政府也成为了日共批判的对象。双方的矛盾从相互批判逐渐升级为相互谩骂。日本的亲中派不断表达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的忠诚和友好，对此，日共则批判其为“毛泽东的盲从分子”。总之，围绕着人们对于“文革”的不同心态，恐怖感和困惑感同在，暴力性得到张扬，冲动引导行动，最终造成一种近乎多重歇斯底里的混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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