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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2 ：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日本的冲击
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人物就是赤军派出身的森恒夫。森恒夫是永田的第二任丈夫，后来同永田一起遭到逮捕。1973年1月1日，他在东京拘留所自杀。森恒夫特别拥护中国革命和毛泽东，认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解放区建设，有异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对于毛泽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来建立和巩固党和军队的基础的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因此，他尝试将以毛泽东指导的建党、建军、游击战思想为媒介的人民革命战争作为赤军派军队组织的指导思想。从1971年开始，他领导赤军不断抢夺武器，将使用枪炮开展歼灭战作为战术问题纳入行动视野，以此实现“具有明确目的意识的革命战士的共产主义化和党化”的目的，提倡“枪的物神化”理论。【23】
受到森恒夫的“枪人结合的共产主义论”的刺激，革命左派为了开展游击战争，决定前往中国。在革命左派内部举办的探讨是否应该前往中国的讨论会上，永田指出前往中国是为了解决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问题。【24】讨论的最终结果是以应该在日本进行斗争为理由，赤军派前往中国的决定遭到反对，一致决定遵从坂口弘提出的充分利用山野的主张，将山野与城市结合起来展开活动，从而解决根据地问题。此后，各地开始建设山岳基地，使用抢夺来的枪支展开共同的军事训练。但是此后围绕着“统一领导权”的问题，联合赤军内部又接连发生了对同志动用私刑的惨剧。【25】
当然，赤军派的行为自然会受到来自各方势力的批判。一个最为典型的批判就是“对于联合赤军的学生行动，无论怎么憎恨也不为过，但是他们只是被所谓的革命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所操纵的人偶而已”（《自由》1972年5月，卷首语）。联合赤军被视作“变成暴徒的毛泽东主义者”。日本共产党很早就将反日共、亲中派的活动家们称作“毛泽东盲从集团”，这次借联合赤军私刑事件，大力进行反毛泽东的宣传活动。自1968年“文革”派反日共分子发起的批判日本共产党的活动之后，《前卫》上很少刊登与中国相关的批判文章，不仅如此，日本共产党主流派的活动也受到阻挠，甚至被中国方面称作“宫本修正主义集团”，而在1972年5月的《前卫》上则同时刊登了八篇批判中国的文章。
学园纷争的热情迅速冷却下来之后，1970年的安保斗争也在不知不觉间为大众消费社会所遗忘，习惯于批判社会体制的知识分子的声音渐渐不能传到大众的耳边，论坛性杂志也逐渐丧失了以往的影响力。针对中日关系或围绕中美日国际关系的相关文章却如洪水泛滥一般骤然增多了起来；而探寻中国本身的内在伦理，或是通过寻找日本的变革主体来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逐渐变得少了起来。那些中国问题专家以外的学者或政界、财界的主要人物，也从“中国论”的舞台上退下来，而形势分析专家，也就是所谓的中国观察员逐渐占据了评论员队伍的大半席位。由观察家、旁观者所撰写的“中国论”文章，并非是将自己的思想信条进行赌博的投机行为，而是围绕着事实认定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展开的。
在林彪事件和联合赤军私刑事件发生之后，作为世界革命思想和运动组织理论的毛泽东思想之火在日本逐渐熄灭，中国革命对于日本的创造性意义也就不可逆转地消失了。中国革命史并非学习，而是研究的对象，毛泽东的著作也不是作为变革的理论，而是作为中国史的旁证史料被人们所阅读。在恢复邦交之后，中日相互之间的交流得以实现，中日之间逐渐建立起对等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对日本而言，曾经作为内在的、创造的理解对象的“内在的中国”正逐渐远去，变成了作为观察对象的“外在的中国”了。
十、结语：“文革”时期“中国论”的特质
从“文革”发端的1965年到日中恢复邦交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日本。以综合杂志的有关中国报道为素材，我们可以从日本论坛的“中国论”的变迁过程来探讨“文革”对日本的影响和冲击，并从中总结出日本论坛的“‘文革’论”的特质来。
首先，相关文章的数量非常多。特别是在红卫兵登场的1966年夏之后，“‘文革’论”大幅增多。
其次，参与讨论“文革”的评论家非常多。这一时期“‘文革’论”的撰稿人集团，从其出身、履历来看，可以分为如下几类：一、常驻中国采访的特派员；二、以现状分析为中心、展开中国论的原日本共产党系的研究者；三、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四、在各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学科，从属于亚洲经济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机构的，相当于第二类研究者的下一代的现代中国评论家；五、对中国抱有对侵略战争赎罪意识、一贯强烈主张恢复日中邦交的人；六、新左翼活动家、理论家。从日本的论坛来看，以林彪事件为标志，第二类研究者中支持“文革”的中国研究专家逐渐退出舞台；以联合赤军事件为标志，第六类的新左翼活动家开始退出，第三类的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开始潜心研究古典文献；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标志，第五类中部分人的投稿数量逐渐减少。这样，此后关于中国的报道，继续由第一类中的撰稿人担当，“中国论”的多数评论家则由第四类中的一群人以中国观察家的身份担当。
第三，从中可见日本对中国做出了超乎寻常的反应。这一时期正是中日国交断绝的时期，日中两国间的信息交流渠道、沟通渠道十分有限，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信息交流是单线与单方面的。日本对于中国的许多问题往往对其做过度解读，因过分期待获得对方的认可从而不断向对方表示过分的忠诚和善意。但正如事实上造成了误解加深一样，一些浮华不实的“中国论”也明显多了起来。
第四，1966年3月“文革”初期，由于同中国共产党的分裂，“中国论”的评论家心中被刻上了深深的决定性的伤痕。这使得日本论坛内部“中国论”的对立关系更加过激化，不仅在运动的主体上，在研究组织内部也酿成了分裂，从而引起了伴随暴力斗争的不可修复的激烈的对立。
第五，随着红卫兵的出现，“文革”也大大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传统印象。此前的农民革命为主体的形象变换为由年轻人充当主角的城市革命的清新的形象，为日本的学生运动带来了一缕新风。作为运动进而获得新解释的毛泽东思想，也为新左翼学生运动起到了同步和促进的作用；同时，日本的评论家们也获得了“中国型公社论”和“自立经济论”等独特的观点，这为后来的“共同体论”、“内发性发展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以批判红卫兵和九·一三事件为契机，在中国国内，“文革”逐渐趋于平静。在日本，由于新左翼运动的自我破坏，日本的“文革”运动也急速降温，支持“文革”的评论者们开始保持沉默。现在，在日本曾经发生的热烈讨论“文革”的内情还是不为人所知。在日本“‘文革’论”兴起的过程中，在评论界产生的分裂还未得到修复，日本论坛所承受的伤痛还有待时间的愈合。对于不了解彼时代事情的一辈人来说，甚至连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场讨论的机会都没有。“文革”，在中国和日本，都还未成为历史。我们在研究“‘文革’论”的深度和广度时，要不仅仅将其作为一个时期研究中国的成果总结来认识，还要将其置于战后日本精神史的高度进行认识。对于将“中国论”从封闭的专家、研究者们的专有事物重新定义为公众公论的一个议题、重新定位为大众知识分子的思想课题而言，这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注释】：
【1】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日］小岛晋治、丸山松幸：《中国近现代史》，日本：岩波书店1986年版。
【2】《长周新闻》的发行者、编辑人为福田正义，是以山口县委员会左派为中心发型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众报纸。
【3】中国研究所是1946年1月成立的独立的民间研究所。战时作为亚洲调查研究机构的满铁调查部和东亚研究所战后被关闭，不久由一批出身于东大新人会的成员、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支那问题研究会成员以及参加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战前社会运动或共产主义运动，战后成为日本共产党支持力量的成员，集中在一起组建了该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为原东亚研究所的平野义太郎。
【4】日中友好协会：《中国文化大革命与日中团体分裂的真相——谁是两国人民友好的妨害者》，日本：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本部1966年版。
【5】朝日新闻百年史编修委员会：《朝日新闻社史 昭和战后篇》，日本：朝日新闻社1994年版，第367 — 369、472 — 478页。
【6】新岛淳良：《变身为工人阶级国家的中国——对官僚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克服》，载《朝日通讯》1969年10月12日。
【7】［日］高桥和巳：《知识分子与民众》，载崛田善卫（编）：《讲座中国IV今后的中国》，日本：筑摩书房1967年版，第61、68 — 72页。
【8】参见《竹内好评论集》，第1卷，日本：筑摩书房1966年版，第420页。
【9】参见竹内好：《“不明白”的意义》，载《月刊社会党》1968年8月。
【10】参见新岛淳良：《阿Q的乌托邦——某公社的日历》，日本：晶文社1978年版。
【11】参见新岛淳良：《我的毛泽东》，日本：野草社1979年版。
【12】新岛淳良于1990年同下一代的“文革”研究者加加美光行对谈，关于公社国家论，新岛淳良所依据的是从上海和广州革命委员会委员那里获悉的巴黎公社型的大众独裁的官僚体制已经不存在了的信息，他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思想改造的可能性。参见［日］新岛淳良、加加美光行：《黑暗从远处走来——现代中国与阿Q阶级》，日本：田畑书店1990年版，第48 — 51页。
【13】 ［日］津村乔：《全共斗——持续与转型》，日本：五月社1980年版，第91 — 105、218 — 219、288 — 294页。
【14】［日］草野文男（编）：《拓殖大学80年史》，日本：拓殖大学创立80周年纪念事业事务局1980年版，第413 — 414页。
【15】参见［日］絓秀实：《革命的，过分革命的》，载《1970.7.7的“开战”》第13章，第317页。
【16】参见竹崎富一：《徐翠珍问题——对在日中国人的打压结构》，载《现代之眼》1972年7月期。
【17】参见［日］森宣雄：《日台殖民主义的连锁》，载《台湾 / 日本 连锁殖民主义》终章，日本：Impact出版会2001年版，第179 — 203页。
【18】参见陈焜旺（主编）：《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日本：侨报社2004年版。此书为近700多页的大著，但未提及“华青斗”。该书为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所著，主编陈焜旺是东京华侨总会会长，曾担任留日华侨联合总会首任会长。
【19】ML同盟：日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盟，发行机关报《赤光》。——译者注
【20】［日］高木正幸：《联合赤军与新左翼运动》，载《朝日通讯》，1972年4月4日。
【21】［日］永田洋子：《16个墓标》下册，日本：彩流社1983年版，第165页。
【22】［日］坂口弘：《浅间山庄1972 》下册，日本：彩流社1993年版，第90页。
【23】［日］森恒夫（著），高泽皓司（编）：《枪战与肃清——赤军问题资料集》，第27 — 28、181 — 183、244 — 245页。本书中，森恒夫在1972年2月17日被逮捕之后，从4月13日到5月2日在东京拘留所中写的“自我批判书”中，并未使用“枪的物神化”这样的词语，但是在坂口弘所著的《浅间山庄 1972 》下册（第193 — 194页）以及永田洋子所著的《16个墓标》下册（第106 — 109页）中在提到森恒夫的时候均使用了该词语。
【24】［日］永田洋子：《16个墓标》下册，第193页。
【25】［日］永田洋子：《解冻 ：追求女性的自立》，日本：讲谈社1983年版，第134 — 135页；［日］坂口弘 ：《浅间山庄 1972》下册，第180页。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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