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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2 ：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日本的冲击
六、“文革”论的种类
日本各大论坛性杂志的立场，基本可以归结为对“这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惊涛骇浪般的群体闹剧究竟该如何收场”这个问题的讨论上来。“文革”，其发展趋势越是呈之字形，越是显得离奇古怪，如同谜中谜、局中局一样令人难以捉摸。日本的“‘文革’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对“文革”持批判态度和持支持态度。
持批判态度的“‘文革’论”，从国际观点来看是地政学的现实政治论，从国内观点来看则是权力政治、权力斗争的论断。中岛岭雄在《毛泽东离开北京的真相——从剧烈变动的中国归来》（《中央公论》1967年3月）中将以前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观”同中国的现实社会相对照，记录了自己1966年11月9日 — 1967年1月9日于中国各地的旅行观察。其主要内容是详细地再现了1965年后党内的几次激烈的政策讨论发展为围绕党的权力的领导权斗争、政治斗争，最终引发“文革”发生的政治过程。
卫藤沈吉、冈部达味的《中国革命的稳步与急进》（《中央公论》1967年7月）一文，基于“从建国到‘文革’在革命领导者之间，由于稳步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右派）和急进派（毛泽东、林彪等左派）在政策上的差异而造成的曲折发展”的观点，将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之后采取的冒进政策看作“文革”的起源。从作者所持的长期视野来看，该文章颇有说服力，是批判“文革”的文章中具有代表性水准的论文。
石川忠雄、细谷千博的《美中使命感的冲突时代》（《自由》1967年1月）一文，同许多国际政治学者一样，试图从权力政治的观点来冷静观察中国。在美苏冲突逐渐趋缓的冷战结构变化的过程中，不结盟运动国家间的同盟关系松动、瓦解，中国因为拥有核武器而大大提升了国际威信，国际政治的焦点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了亚洲，半殖民地的新兴民族主义相互影响。在越南战争的前景问题（究竟会限于局部战争还是发展为大规模战争）倍受关注的背景下，作为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对抗，中国所面临的急需加强国内团结的外部压力无疑与“文革”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猪木正道的《中苏对比》（《文艺春秋》1967年1月）一文，从比较共产主义的视角，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进行比较分析。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看作是发生在落后国家的革命，在学习苏联的同时，将“文革”看作是自下而上开展的以对党内反对派进行思想改造为目标的思想运动，从而造成中国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极端化的程度。同时，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未像苏联那样急速，因此与苏联迅速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相比，中国实现摆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无疑需要更长的时间。
下面要谈到的批判论，是从反共的立场上展开的“批判中国论”。拓殖大学校长矢部贞治曾两次访问过台湾，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是一个具有非常鲜明的亲台湾当局、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场的人物。草野文男、佐藤慎一郎、小竹文夫等中国问题学者被聘为拓大的教师。因此，在附属于该大学的海外事情研究所的机关杂志《海外事情》上集中刊登了大量批判“文革”的论稿。“文革”，被视为是由毛泽东一派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镇压运动，是一场从实权派手中夺回权力的斗争，是试图用非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海外事情》的多数撰稿人，在战争期间都曾到过中国，因此非常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具有丰富的中国史知识，对于中国民众多怀有亲密感，但是出于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对于中国共产党（更为直接地针对毛泽东个人）进行极为尖锐批评的研究者较多。另外，在文学领域，“文革”被视为封杀文艺创作活动的运动。1967年2月28日，由战后派作家川端康成、石川淳、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等发表了抗议“文革”的宣言。
另一方面，支持“文革”的一派的文章，则主要集中于由松野谷夫、白石凡、野上正、新井宝雄等大型中央新闻社的中国采访记者为中心所撰写的报道，以及岩村三千夫、菅沼正久、新岛淳良等中国研究所出身的学者的分析文章。但是，他们的大部分文章，或者只是机械报道中国造反派的口号、意识形态，或者根据情况增加篇幅予以强调，很少有提出独立见解的文章。
1964年4月，基于松村谦三和廖承志备忘录，在双方签订日中记者交换协定之后，日中双方各向对方派遣了8名报纸、电台、电视记者。他们除了在报纸、电视上发表文章之外，也向本文中提到的论坛性杂志投稿，但是其内容大多缺乏深度和信息价值。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战争时期曾在东亚同文书院学习过，或是外语大学毕业的学生，因此他们的汉语水平很高。但是组建记者俱乐部的要求没能获得当局的同意，采访许可申请也往往得不到批准，因此他们无法参加记者会，更无法见到要人。记者团在访中旅行团以外的旅行许可很难获得批准，就连前往允许旅行的地方进行采访也受到限制，因此很难同普通中国人进行接触，还会受到当局的监视，结果他们获得新闻资源的方式就只能是奔走于街头抄录墙上的海报。最初，有关海报的新闻报道还受过当局的鼓励，但是军队介入运动之后，批判刘少奇主席的运动达到了高潮，对于海报内容的传抄行为就受到了严格限制。而且，如果发表了对中国当局不利的文章，撰文记者就会遭到驱逐、遣返。因此，朝日新闻相继遭到了日本新闻界内外的批评——“向没有采访和言论自由的国家派遣特派记者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朝日新闻的广冈和男社长，自1970年3月20日开始，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周游中国各地，甚至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在其他报纸和海外媒体纷纷报道林彪事件的同时，只有朝日新闻持续刊登否认林彪失势的文章。【5】
除了新闻界的“文革”支持派以外，对“文革”持明显礼赞态度的还有先前提到的小岛丽逸、山田庆儿等公社革命论的倡导者们。新岛淳良在《报告：新公社国家的成立》（朝日通讯，1968年9月29日）中，通过他在1968年8月长达三周的访中考察，观察废除官僚体制、无产阶级专政等实际情况，得出社会的公社化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结论。新岛淳良在1969年8月12日到9月2日间实现了他的第五次访问中国。这时，红卫兵已经不是“文革”的主力，工人阶级重新成为了运动的主体，因此他在报告中完全没有提到任何有关红卫兵的事情。就连此前自己提出的“公社国家论”，也因地方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影响而改名为“劳动者国家”。【6】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1968年1月的《思想》上刊登的题为《对现代中国的视点》的特辑文章。刊登该特辑的目的在于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等各角度来论证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文章对于毛泽东思想，并非作为中国本土的思想，而是作为世界革命的指导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着眼于中国农村变革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将其作为毛泽东思想对现实社会的实际可能性的佐证。可以说其中隐含了从理论的角度对毛泽东思想重新认识的意图。
作家兼中国文学研究者的高桥和巳，认为“文革”并非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是单纯的“由政治精英发动的文化镇压”，而是“大众的崛起”，是作为一国的发展趋势、作为社会主义存在方式的趋势、作为探索人类可能性的实践而发生的。他一方面承认“文革”中存在着权力抗争，同时也认为对于阶级对立的问题必须要进行清算。造反运动打破了由少数知识分子支配的体制，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劳动与知识一体化的实践。【7】为了亲身感受正在进行中的“文革”，高桥和巳于1967年4月11日开始的两周内，以朝日通讯特派记者的身份到中国进行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访问。他积极同工厂的工人以及中学的红卫兵进行交流，并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报告文章《新的长城》。同时，他也表明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担心，比如造成工人以及党组织的混乱、对传统教育的破坏，以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等问题。但是对于高桥和巳而言，“文革”并非单纯的权力斗争，也并非单纯的思想整风运动，更非单纯的学生的正义运动，而是确确实实以革命为目标的运动，是“处于政治顶点的人物与一般大众之间通过奇妙的合作而进行的前人未曾尝试的第二次革命”。
竹内好自1950年以后经常发表介绍或评论中国事情的文章，对日本的论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关于“文革”，竹内好则始终持不可知论的立场。竹内好从1963年开始感觉到，“到了此时，逐渐认识到言论的空洞和自己的无能为力，笔头也变得沉重起来，恢复国交的希望业已放弃大半了”。【8】其后，其执笔的主要内容也就由时事评论转移到历史评论了。在既没有面对侵略战争历史责任的压力，也没有正式国交关系的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利用战前既成的框架来报道“文革”的动向，因此他感受到日本人“精神的怠惰”，对于没能利用好历史上失败教训的事实而感到失望。他之所以拒绝对“文革”进行评论，并非因为对于“文革”这个对象无法获得正确的认识，而是因为他感觉到了日本论坛缺乏中国近代历史上从对中日战争的历史反省中寻找“文革”意义的这种内在的契机。【9】
七、与“文革”同步的学生运动
1969年3月2日到15日，在乌苏里江珍宝岛（黑瞎子岛）的边境上，中苏两国军队间爆发了武力冲突，两国在中苏的西部边境集结了多达150万的兵力。在陷入紧张状态的中苏关系从对立升级到边境冲突的时候，1969年4月1日到2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暂时搁置党内斗争。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同年6月《世界》上刊登的特辑文章《九大之后的中国》，明确地将“文革”定性为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斗争、路线斗争，同时展望了权力斗争的趋势，明确表达了理解和支持中国现状和发展方向的倾向。毛泽东本身反对上海公社的自治组织化，人民解放军介入后希望治安能够立刻恢复，革命的主体由武装造反派变成了工人阶级。红卫兵走上街头两年后，1968年8月18日中国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到了“红卫兵运动的先导作用已经结束，红卫兵应该走与工人、农民、解放军相结合的道路”的指示，暗示红卫兵已经不是“文革”的主力部队。其结果是，日本甚嚣尘上的“‘文革’论”迅速平静了下来，而论坛上有关“文革”的消极性报道和评论则逐渐增多。
在中国由红卫兵发起的集体武斗逐渐停止，但是在日本，1968年以日大、东大为代表，在全国各大学以“全学共斗会议（全共斗）”为中心的学生运动却发展为武斗，且武斗之火愈演愈烈。东京大学的正门上悬挂着“造反有理”、“帝大解体”的标语，京大也悬挂出了同样的标语，神田变成了名为“神田学生区”的解放区。铺路的石子变成了对抗中投掷的武器，在关键地区还设置了路障。
在《文化革命与人民革命》（《现代之眼》1969年4月）一文中，武藤一羊和新岛淳良就日本的学生运动与中国的“文革”在多大程度上相关的问题相互交换了意见。新岛淳良从“文革”发生的初期开始曾先后五次访中，主张从中国革命的内发性机会的观点来追寻“文革”的发生过程；武藤一羊则关注以越南反战运动为中心的世界性学生运动同时兴起的契机。新岛淳良希望将“文化大革命”的公社精神移入日本，在日本发起文化革命。在考察“文革”与日本学生运动的相互关联时，从论坛上出现的频率及影响力来看，新岛淳良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当时新岛淳良设想的具体斗争就是“全共斗”领导的悬挂“帝大解体”等标语的学园纷争，但是后来该斗争课题逐渐变成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废除出入国管理法案，反对歧视在日朝鲜人、中国人等问题上。其后，新岛淳良将毛泽东提出的公社的建立寄希望于山岸会，并捐出全部个人财产，发起了山岸主义幸福学园运动，但是六年后他就退出了该运动。后来，新岛淳良在《阿Q的乌托邦——某公社的日历》中回顾了自己的过去，并进行了自我批判，认为当初从毛泽东思想的公社理论中寻找乌托邦的认识是错误的。【10】他在中国亲眼目睹了红卫兵在街头进行的造反运动，当时虽然已经意识到了看上去是乌托邦的社会背后实际隐藏着阴暗面，但是对此他却一味回避，并在日本大力鼓吹“文革”的积极意义，对此，新岛淳良深感内疚。在《我的毛泽东》一书中，他回顾了崇拜毛泽东的自己后半生的思想和行为。【11】该书是新岛淳良对自己被公社论的乌托邦理想和非乌托邦的现实不断折磨的一生所作的自我告白，给人一种忏悔过去的印象。【12】
与新岛淳良一样，同时期值得关注的评论者，还有东大、日大斗争连带行动委员会的早大学生津村乔。在《世界学生力量与红卫兵运动》（《中国研究月报》254号，1969年4月）中，津村乔表达了对公社论的共鸣感。他将“文革”视为城市的造反运动，试图将“五月革命”、巴黎公社运动中的学生运动模式与红卫兵运动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语录的象征作用结合在一起。他在一年后所写的《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日常性与革命》（《中国研究月报》264号，1970年2月）中，提出了在“东大事件”和学生运动热情骤然冷却的情况下如何更紧密地与大众结合的问题。他通过研究初期毛泽东的著作（《体育的研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和行动，尝试从中导出对日本的战后思想和社会运动的有益启示。在学生运动退潮之后，津村乔开始着眼于农本主义，发起了“兴办农塾”运动，并投身于反对公共危害的环保运动中。【13】
另一方面，受到红卫兵运动的影响，日益放纵化、暴力化的日本学生运动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批评和反对。在1970年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修订运动发生之时，拓殖大学校长矢部贞治亲自对教职员和学生提出忠告，呼吁谨慎参加游行活动，并禁止以大学的名义发表各种声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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