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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2 ：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日本的冲击
八、从“文革”到亚洲革命
点燃日本学生运动导火线的“文革”之火种，以1969年1月19日“东大安田讲堂落城”事件为标志，逐渐被大众文化、大众消费社会所覆盖，在学生之中的影响力也迅速减弱下去。可是，火种并非完全熄灭。学园之火，以更为过激、尖锐的方式点燃了其他火种。1970年阻止《日美安保条约》改定的斗争，逐渐演变成了包括新左翼各派群体参与的据点型的武装斗争。该斗争，从投掷石块和使用棍棒为中心的学园冲突开始，逐渐升级到如赤军派等以世界革命为目标、以军事理论为核心的组织性运动。
《现代之眼》上接连刊登了关于亚洲革命的特辑文章，如1970年7月的《亚洲安保体制与变革的条件》、10月的《亚洲共同体的视点》。在7月的特辑文章中，武藤一羊、井汲多可史的《亚洲革命的视点》一文受到特别的关注。井汲多可史以当时在亚洲发生的反革命的反扑为背景，将其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战后史结构的再编过程的继续，认为“亚洲作为一个经济圈在被卷入世界帝国主义支配网中时，发挥中心作用的责任主体就是日本的帝国主义”。武藤一羊指出为了打破美帝国主义，“我们将冲绳作为接合处，在冲绳、日本本土、朝鲜这样的三角之中寻找东北亚革命的突破之处。由此，所谓的维持日帝国内统治稳定的防波堤与在东北亚开辟的防波堤，可以从内到外进行突破。”武藤一羊以当时的返还冲绳斗争为背景，将打破冷战格局造成的东亚的分裂局面纳入观察的视野。这与今天的要求美军返还冲绳基地的斗争以及南北朝鲜的和平统一构想等问题都是相关的。10月的特辑文章的主旨在于，通过对亚洲革命，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传统的、内在的理解，寻找摆脱西方（包括日本）侵略、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内在机遇，可以说这是与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盛行的内发性发展论、内发性近代化论相一致的论调。
在1970年安保斗争发生之时，新左翼的劳动者、学生将20世纪70年代阶级斗争的课题放在如何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亚洲的反革命进行对决的问题上，将当前的目标定为阻止出入国管理法案在国会的通过。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担当这次斗争的主体的，是以更加战斗的姿态展开斗争的，由在日中国青年人于1969年3月组成的华侨青年斗争委员会（华青斗）。
《在日中国青年刘道昌君》（《朝日通讯》，1971年1月22日）一文中提到的刘道昌，1950年生于福建省，1964年3月为了与离散多年的父亲团聚，同母亲、妹妹一起经由香港来到日本。他住进了善邻学生会馆，并在东京华侨总会工作。1967年3月2日，在善邻会馆的斗争中，他战斗在最前线，在与全身武装了的共产党员的冲突中负伤。在担任大地报社（华侨总会系新闻社）记者的时候，他曾经为是要回到共产主义中国还是要留在日本而彷徨不定。但是随后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台湾人陈玉玺遭到强制遣返，以非法居留为由遭到大阪入国管理事务所收押的朝鲜人金贤成自焚身亡，台湾的华侨青年李智成为抗议出入国管理法案、外国人学校法案而服毒自杀等事件后，他最终选择了在日本通过斗争来变革现实的道路。
另外，关于华侨青年的服毒自杀事件，曾有一篇由一个署名为欧明的人所写的《“年轻华侨青年之死”——某反论》（《情况》1969年8月）的文章。他声称自己曾为“左派华侨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其自杀意在揭露华侨界内部的腐败问题，指出“在日华侨是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造成的”，“同社会主义中国幻想之间的距离，必然分裂其两面性”，“就连毛泽东思想也不过是以‘华侨拟制’的共同幻想为媒介的”。
1970年7月7日，值卢沟桥事件33周年之际，标榜维系同亚洲人民友谊的新左翼各派，决定召开群众集会活动，以确认日本对亚洲的民族责任。集会会场设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全共斗”和反战系的各党派都来参加集会活动。但是华侨青年斗争委员会（华青斗）中以核心派为首的委员们，对新左翼团体在解决民族歧视问题的配合上表明了不信任的态度，并宣布同其决裂。【15】
第二代华侨青年的斗争目标，逐渐变成为希望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台湾出身的在日中国留学生刘彩品争取获得在留资格的斗争，变成反对依据公务员国籍条例解雇在日中国人保育士徐翠珍，并要求恢复其工作的斗争。【16】另外，“华青斗”在斗争中，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与阶级斗争相比，更加倾向于针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特别是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号召力量予以继承。【17】《朝日通讯》中也明显有包括入管斗争（为抗议日本当时的出入国管理法案而进行的抗争）在内的批判日本对亚洲再侵略的评论文章。
那么，在中国系华侨社会内部，对于1969年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华青斗”是如何看待的呢？查找同时代的资料，通过解读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京华侨总会每月发行两次的《华侨报》的相关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华侨总会将“华青斗”视为华侨社会的“破坏分子”而予以严厉谴责，华侨社会内部也出现伴有暴力的激烈的斗争。1967年2月的善邻会馆事件以后，仍有“华青斗”的成员居住在宿舍里，与同宿舍的其他人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加深。今天，在华侨社会的历史书上，关于“华青斗”的活动，并没有正式的记录。【18】
“文革”之火，从学生运动到工人阶级，从“全共斗”到新左翼各派，从学园纷争到个别斗争的阵地战，其火种不断转移，斗争的形式也逐渐激进化，规模则逐渐缩小、分散。此时，推动日本“文化大革命”的主体，从范围广泛的“全共斗”的学生，变换为身在异乡日本、为反对民族歧视、争取权利而持续斗争的在日中国人、朝鲜人以及支持他们的新左翼各党派的日本人。同时，对于解决民族歧视问题的积极配合，也为斗争从学生运动、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向亚洲革命转变提供了机会。不久，在日中国人、朝鲜人，以世代间斗争的形式展开了围绕民族主体意识的身份政治斗争。另一方面，新左翼对日本侵略亚洲的再批判运动也突然演变为武力斗争。
1968年的学生运动、学园纷争，是世界上同时多发的学生运动的一部分。运动本身确实是同时发生并逐渐扩大的，这一事实也是众所公认的。同时，学生运动还具有如下的共同点，即是以无组织的激进青年为中心、以向上代人申诉异议为内容而展开的“世代间的斗争”。但是，运动的焦点也并非全都一样。特别是，同样作为战败国，虽然也背负着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但是同时期在德国发生的学生运动，则多是针对过去父辈未能直接面对净化自我民族的过去而发表异议，他们开展的“世代间的斗争”，因为出于克服过去的目的，因而带有告发上一辈纳粹主义的特点。与此相对，日本的学生运动，基本没有针对自国的战争责任和加害事实的重新审视，而是从微不足道的反对学费上涨的斗争发展为抽象的反美、反安保的斗争，虽然充满了斗争的激情，但是斗争的目标却十分暧昧。日本的学生运动，从获得批判日本战争责任、批判日本对亚洲的经济侵略、支持亚洲革命等目标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受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影响，将毛泽东思想的反帝国主义的世界性革命理论，作为斗争的指导理论予以接受；同时，对国内的在日朝鲜人、中国人所受到的民族歧视之现实的关注，又为日本的运动带来了反体制运动的现实感觉。
九、“文革”在日本的结束
1971年9月13日，中国领导层的二号人物、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在反革命政变失败后乘机出逃，在蒙古国坠机身亡。这一事件，对于日本的“文革”支持派和“文革”批判派而言，可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大力倡导“文革”支持论的评论家而言，其震惊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当局实行彻底的信息管制政策，事后也没有迅速地报道此事，日本的国民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通过查阅当时的《读卖新闻》可知，同年10月1日的报纸上有“前日塔斯社的报道中有‘蒙古腹地 中国飞机神秘坠落”的报道之外，只有11月13日晚报上提到了“此前塔斯通信社报道了‘林彪副主席的退休说’”的消息。而报道林彪死讯的文章则出现在第二年，也就是1972年7月28日晚报上的《林彪之死，毛主席确认？——所乘飞机在外蒙坠落》。对于九？一三事件进行明确报道的则是第二天的《确认林彪之死为事实的“9月异变”》。
在1969年4月的九大上被确认为毛泽东正式接班人的林彪，曾一度鼓吹毛泽东思想，策划暗杀毛泽东之阴谋败露后，乘机出逃，后坠机身亡。可以说，林彪事件是一件举世震惊的、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件。但是，自事件发生后，在1972年的日本论坛上，基本没有出现对此事件进行专门讨论的文章，就连一般性的评论文章也很难看到。完全弄清真相确实需要约一年的时间，但是联想到此前日本评论界对于“文革”的关注热情之高，对比之下，当时的近乎毫无反应的做法也着实让人颇感意外。当时，由于中日尚未正式建交，日本获得有关中国的信息本来就少得可怜。在大部分情报皆为宣传性质的内容的情况下，主张支持中国现状和发展方向的做法，其实是某种投机的行为。“文革”的支持者们，也并未屈服于中国内部发生的激烈的路线对立，对于过激的武力斗争表示赞赏的态度，甚至在日本也亲自参加了容忍暴力行为的斗争。但是，到林彪事件发生为止，“文革”的支持者们已经无法理解“文革”的真正意义，手中已经失去了用于投机的“王牌”，狼狈之下早已失去了斗争的欲望，投机中国革命的热情也急速冷却。这大概就是当时的现实吧。
另一方面，日本武斗派的新左翼势力，特别是吸收了毛泽东思想集团的ML派的武装集团“人民革命军”于1970年8月组成了“中京安保共斗”（革命左派），后来与以关西系为主体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激进派于9月组建的“赤军派”合并，于1971年7月15日组成统一赤军（联合赤军）。【19】1972年2月，联合赤军的五位成员在浅间山庄挟持人质，据守山庄与警察进行枪战，后全部被捕。不久，联合赤军的私刑事件遭到曝光，因私刑而牺牲者多达14人，此事令日本举国震惊。担任联合赤军最高领导的永田洋子，先是从支持日共的ML派加入到神奈川的左派，后成为了“京滨安保共斗”的领导者。【20】1966年10月，她获悉《毛泽东思想研究》创刊号出版，此后开始对毛泽东思想产生兴趣。在参与赤军派的共斗斗争中，她自己也不遗余力地向同派的战友们介绍武装起义、军队建设、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内容。【21】1972年2月，她与森恒夫一起在妙义山据点附近被逮捕，后被判处死刑。
同样革命左派出身并担任联合赤军领导人的坂口弘，是永田的前夫，在浅间山庄一役中坚守到最后一刻，遭逮捕后被判处死刑。他通过阅读《伟大之路》认识了朱德将军，从而对中国产生了兴趣，随后加入了神奈川左派，并积极从事日中友好活动。1972年2月28日夜，在浅间山庄，坚守阵地的坂口等人通过山庄的电视看到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北京机场与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总理紧紧握手的情景。后来，坂口在回顾这一事情时，谈到“那可以说是彻底颠覆了我们武装路线的惊天大事。可是，我们还未成熟的头脑对于这样的背景可以说是毫无理解能力的。只是傻傻地看着电视上尼克松访中的情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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