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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智峰：政治腐败是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
人格的缺陷
健康的道德环境需要有健全人格的公民共同营造。不幸的是，长期以来，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共同塑造了中国人人格中的缺陷，这种缺陷可能有多种，也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但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是依附性——对权力的依附性。
在高度集权的社会，权力控制着一切资源，个人世俗理想、愿望的实现都无法不经过权力之手的制约，形成对权力的崇拜是必然的。而要想达到个人的目的和理想，你就必须在权力面前屈尊俯就，放弃人格的独立与尊严。
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实例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人为获取一张党票而行贿；有人为了升官而溜须拍马，甘当奴才；有女知青为了回城而献出贞操；有人为了批件、户口、调工作而千方百计……
我深信，生而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尊严、荣誉、廉耻，而当一个人甘愿忍受内心的痛苦放弃这一切的时候是因为他最基本的权利——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不由自主，而是控制在别人的手中。他之所以做出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是因为他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康德曾指出，自由是道德的基础，是实践理性的前提，在残酷而狭窄的生存空间里，人连自己的权利都丧失了，何谈得上人格与道德？
当然，以上的叙述大多已成了历史。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公民个人的自主性空间大为扩展，自由选择的范围也广阔多了，个人有了为了人格和尊严而走另一条路的条件。但也必须承认，中国社会仍然是“官本位”为主体的社会，权力对各种社会资源的过分控制、分配不同程度地存在，从而不同程度地扭曲了某些领域的公共道德、公共规范的公正性。比如在司法、科技、学术、文化、体育等领域，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都是明显的，而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这些领域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是明显的。后果之一就是不利于职业伦理、职业道德的形成，人们的精力不是放在提高专业水平上，而是更多地消耗在争夺权力上，于是种种有悖于道德伦理的事的出现就不奇怪了——不择手段不讲道德依附于权力的人得到的要比那些埋头于专业、遵守职业道德的人更多，前者被公认为能人，后者被公认为傻瓜。一个暗中鼓励依附权力的社会环境不可能养成健全、完整的人格。
救治之道是逐渐扩大社会的自由度和自主性。一方面还权于社会，把那些政府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让社会去做，形成自律性的公共道德规范管理约束自己。另一方面是允许舆论的批评监督，对那些违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人和事进行公开的报道、批评，逐渐扭转社会舆论和风气对悖德行为的价值颠倒的判断。
道德的工具化
道德的含义可以有多种，但最根本的一条是：表现为道德的行为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愿望，合乎规范本身就是最高的终极的目的。即是说，所谓德行是自足的，不那样做他会受到良心的责备或质问，感到歉疚，没有外在的世俗的功利目的。否则，道德便沦落为某种目的的工具或手段了。
不幸的是，我们的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正处于这种工具化的困境之中。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德治国，道德成为政府控制社会各阶层，平衡矛盾冲突的手段，政治化了的道德担负起本应由法律承担的职责。也许，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道德初始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政教合一的模式趋于完成，纳政于教之中，德便降为治国之术了。
以德治国、教化万民的理想无可非议，但道德教化无法改变政治权力的现实运作逻辑，于是便造成了政治人的双重人格：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最形象的表述。在这里，道德在成为官场阶梯之外便仅具有“皇帝的新衣”的功能，成了肮脏政客的遮羞布。
传统的改变是困难而漫长的，尽管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一道德传统的遗留依然曲折地制约着我们今天的道德状况，马克思说的死人抓住了活人大约是指这种人在历史和传统面前的无奈。
比如，从小到大，我们仍不同程度地习惯于用表现而不是实绩来衡量人的价值，决定人的地位。所谓“伪善”便由此而来，就连小学生都会在学雷锋、做好事活动中弄虚做假以骗取荣誉和奖励，何况更为复杂的成人社会？再比如，我们仍不断地树立道德楷模，供人们仿效。且不说某些典型在塑造的过程中便由于明显的政治意图而有失真造假现象，从而在真相暴露后引起人们的反感，更主要的是，这些完美的道德典范与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的真实状况有着太大的反差，长此以往，人们不但不会再相信这些说教，反而会产生对道德教育本身的麻木、厌恶和嘲讽以至怀疑一切道德。这一点在以王朔小说为主流的痞子文化热中得以验证——他对生活的玩世不恭，对德育教授的尖锐讽刺，对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善意嘲弄应合了一代人的心态。
这种状况是对道德极端工具化的反动，要改革起来也并非易事。但有一点教训要记取：必须划清政治与道德的界域，不能再让道德成为实现某种政治意图的工具，否则，权力之手就会弄脏道德的领地。道德就是道德，它是敏感的、单纯的、清白的，也是脆弱的，承担不起太多功利性的世俗的重负。
世俗化的陷阱
伴随市场经济大潮而来的是世俗化的潮流锐不可挡，享受人生，重视眼前、当下而不顾及未来的现实主义最为时髦而潇洒，敢于打破规矩，一夜暴富，能挣会花者成为人生的典范。马基雅维利式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哲学的流行便是这种人生态度的最好注脚。
于是，世俗取代了理想，功利取代了道德。从某个角度说，这股世俗化、功利化的大潮迅速泛滥为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是目前道德危机的一个根源。
但在今天，我们不能不指出，人们误解了世俗化的本来含义。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看来，世俗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重要方面，但它指的恰恰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精神向现世和物质的认同，而是让把持在上帝、神父、教堂手中的宗教走向民间，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和经济行为中，成为日常的伦理。从这个角度说，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正是一个宗教世俗化的过程，马克斯·韦伯对此有十分经典的论述。以富兰克林为代表的商人伦理中体现的那种清教徒精神正是上帝的民间化。与中国特色世俗化的媚俗和非理性色彩相反，这种宗教精神的世俗化恰恰抑制和约束奢侈浪费、狂欢纵欲一类的私欲的泛滥，它的禁欲精神正是拒俗，是理性精神。可以说，这个过程充分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并促进了社会经济组织的理性化，最终支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代化至今仍没有这样的世俗化过程——目前的所谓世俗化只能称之为“伪世俗化”——不能把政府或学者们提倡的理想、精神、价值落实到民间。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西方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宗教，而东方及中国主要来自于政府与上层的学者。韦伯在他的研究中曾经指出，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注重自身的品质修养和道德完善——这是他们进入仕途和上层阶级的必要手段——而与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无关，从而阻碍了世俗化的实现。曾经热闹过一阵子的国学与新儒家虽然有过以其道德理想转换世界的美好愿望，但因其无法落实到民众中，而仍然是书本和学者头脑中的知识、学问，这正是新儒家理想破灭的症结所在。而主流的理想宣传和道德说教又因其僵硬的形式化的，更主要是空洞和脱离现实的弊端而难以对民众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那些高高在上的大道理和崇高理想，还因民众的冷漠和厌恶而显得可笑、滑稽，于是王朔式的亵渎神圣、躲避崇高才应运而生。更可怕的还不是人们对这类道德说教的疏离，而是由此而来的对神圣、庄严、崇高一类价值的鄙弃，在一部分国人的眼里，这些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成了虚伪和可笑的代名词。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提倡的，要求人们奉行的信条与我们的现实及人们在现实中摸索出来的真正起作用的规则有着太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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