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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智峰：政治腐败是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
我想在这里指出的一点是，我们曾经有过世俗化的成功范例，那便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造的延安精神和毛泽东思想。那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党员、革命者及普通民众的意识中，并体现为自觉的行动，从而构造出令无数国统区知识分子、青年人心向往之的生机勃勃、清正纯洁的精神氛围。这种对共同理想的真诚的信念凝聚为共产党人最终战胜在物质上更为强大的国民党的精神力量。对这一点，当年的斯诺有过感受深刻的体验及准确的预言。
必须指出，当年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毛泽东思想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主要在于它深刻地揭示和理解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现实状况，是相当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二是领导者不但真诚信奉身体力行其所倡导的理想与信念，而且这种理想与信念恰好符合了表达了底层民众的愿望，从而使形成于一定范围的政党伦理迅速普及为百姓的生活伦理。
以上两点对我们今天重建道德伦理的启示都是深刻的。
多元化的误区
伪世俗化的汹涌潮流并非没有遇到抵制。知识界热闹过一阵子的“人文精神”讨论便是这种抵制的产物。讨论的结果虽不明确，但人文精神的日益失落却是不争的事实。这里不但有人文精神提倡者及其思想内含的缺陷的原因，也与讨论的另一方对所谓多元化的片面理解有关。
西方社会的世俗化也曾伴随着道德失范的副产物，但一方面它有宗教伦理的自我节制和逐渐完备的法治环境的外在规约，另一方面就是思想界人文精神的崛起，成为拒斥世俗化的社会正义和良心，使知识分子在解放思想、释放个性的同时也提倡理性主义和合理的个人主义，成为社会道德的评判者，张扬正义良知，指斥邪恶堕落，从而使世俗化始终在理性化的限制之内，不至过度泛滥，这种批判精神一直绵延至今。
多元化本来应该是孕育人文精神的重要条件，只有在宽松的、自由的环境中才可能出现精神的生机活力和健康发展，舆论一律的环境只能长出干瘪的精神和道德的萎缩。但这种多元应该是价值的多元——它当然允许对现实的无条件认同，但也一定欢迎对现实的不妥协的批判。而我们所主张的恰恰是前者，这是无价值判断、无道德批判的多元——只有事实、功利，而没有善恶、对错、美丑，存在即合理，行为的合理性只存在于个人的内心，否定公共的道德标准。其实质乃是极端的相对主义，否定一切价值的后果便是肯定一切现实，什么都可以，爱谁谁！
在这种多元化口号之下的宽容、容忍便成为伪世俗化的护身符——对痞子化、道德沦落要宽容，都不要批判、指责。这种宽容要求人们在不合理现实面前保持沉默，放弃批判精神，这样，价值、思想的多元化便被现实的物质的世俗的一元取代了。所以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人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于是，深通生存智慧的知识分子便在多元化、不争论的口号下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灵魂——社会的良知和批判者——与世俗化同流合污了。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论证了“恶”乃历史进步的动力，论证“一切向钱看”“自私自利”的合理性。于是，历史取代了伦理，恶取代了善，成就了最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主张多元化、不争论、宽容最有力的王蒙的变化很说明问题。他由50年代的以理想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为特点的文以载道式的作家迅速变为一个躲避崇高、解构理想、提倡世故油滑的作家，这种巨大的反差在表明他放弃了对社会的理想关怀和道德批判之余，似乎还说明了某些更深刻的东西。
历史的阴影
尽管中国离开那个极“左”的年代已经三十年，但“左”祸的遗留仍不时在人们的精神领域暴露出来。尤其是在道德伦理方面发生的种种病变都与历次政治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邓小平在80年代就不止一次地讲过，“文革”直接造成了中国人道德风气的恶化，影响了一代人。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理想危机”、“信仰危机”就是“文革”的恶果。曾经高涨的真诚甚至于狂热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实践，带来的却是残酷、破碎而冰冷的现实。理想碰了壁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人们终于发现他们用热血捍卫的理想原来是虚幻的、苍白的，甚至是丑恶和罪行的牺牲品和工具。谁还敢相信什么？一瞬间，理想便成了欺骗的代名词，成了乌托邦的同义语。北岛的诗：“我不相信……”表达了一代人的心声。这种精神废墟上的破坏偶像运动发展到极至便是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到90年代，市场经济的世俗潮流一来，恰好以物欲填补了这一精神上的空白点，对物质、金钱、欲望的迷恋沉醉彻底取代了以往的崇高理想、信念，所谓的信念危机之类的精神难题就被如此轻而易举地解决掉了。而同一时期文化领域里西方三大思潮的大规模涌入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结果的合理性做了注解：尼采的著名口号“上帝死了”和怀疑一切毁灭一切、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瓦解着一切既有的信念和价值；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及其存在主义为极端个人主义找到了支点；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则从理论上证明了人的本能、欲望是正常的，应抛开一切社会压抑和束缚彻底释放出来，充分满足。这是三大思潮在有利于解放思想、张扬人的个性的同时所带来的中国特色的副产品。
1957年反右派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提倡人对人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鼓励相互举报、揭发、告密等种种毁弃人伦的行为。不愿违背良心自毁人格者有傅雷、老舍、翦伯赞等人，但更多的人为了生存都不惜昧于良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罗织罪名，陷害同类。“反右”、“文革”的本意是改造人性，创造社会主义新人，想不到其结果却使人性沦落到如此地步，已经连禽兽都不如了。今天，尽管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已成历史，但中国人心灵、道德、人性上的创伤和病变仍没有愈合。
梁启超先生早就指出过：内乱者，最不详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内乱时，民生六种恶性：侥幸性、残忍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苟且性；内乱后，亦生两种恶性：恐怖性、浮动性。梁公此言犹如预言，“文革”内乱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同情、帮助、爱心淡漠了，更多的是相互猜疑、提防、冷漠、仇恨、算计。本来，我们应该更积极地淡化“斗争情结”，但80年代以来，又不止一次地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糟粕。这不禁令人困惑：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讲人道主义？就不应有人性？难道精神领域也必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甚至那首令无数人感动流泪的《让世界充满爱》也在某个时期受到指责：让世界充满爱？那还要不要阶级斗争？多么冰冷的追问，这不能不让人想到毛泽东“文革”中的名言：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政治运动给中国人留下的另一个后遗症就是不敢讲真话。1998年九届人大刚刚开过，新任总理朱镕基便在国务院高层会议上大声疾呼要干部们讲真话，报刊杂志为之叫好，配发了热烈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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