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智峰：政治腐败是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

 

　　不敢讲真话的源头之一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执政党一再鼓动号召党内外人士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清除污点，而一旦“引蛇出洞”，提出的意见又被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扣上右派的帽子。这是一个黑色幽默式的怪圈：你不提意见就是不响应党的号召，对党不真诚。而响应党的号召提了意见，讲了真话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吃一崭长一智，谁还敢于讲真话？源头之二是1959年的反右倾。反右运动使人不敢讲真话，到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假话、大话、空话、神话满天飞了。在尝到苦头之后，毛泽东再次动员人们做海瑞，讲真话、实事求是，但在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讲了真话之后又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真话逆耳，实话招祸，那以后人们说出来的就只剩下上面想听到的了。这倒应了马克思于1842年写下的一段话：你怎么说就怎么写，怎么写就怎么说。在小学时老师就这样教导我们。可是后来人们却教训我们说：“怎么指示你，你就怎么说；命令你说什么，你就写什么。”说一套，做一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人、双重人格便由此形成。

 

　　要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走出历史的阴影，就必须真诚地面对历史，反省自身，不回避那段历史中暴露出来的丑陋、罪恶、野蛮、愚昧、非人性，从忏悔中、自我批判中获得新生。

 

　　如上所述，要在精神的废墟上重建国民的道德根基，至少要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改革政治体制，从而形成新的政治伦理，扭转官德官风；加快社会结构向公民社会转型，让公民更多地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培养社会公德意识；扩展公民的自由选择空间，创造公平的让每个人能充分发挥其创造性的条件，培养独立的健全人格；继续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以法治国，而不是仅仅以德治国，逐渐减少道德的政治色彩和工具性；开放舆论，落实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对吏治腐败、党风、社会风气败坏的现象公开批评，树立社会正义和良知；开放学术禁区，直面历史，以对沉痛历史教训的反省警示后人。

 

　　道德水平的提高需要国家政治的完善

 

　　必须看到，道德、伦理问题的出现有更深刻的内因，那就是国家的体制和法治方面还不够完善。从本质上看，道德、伦理和政治体制、法制是一样的，即都是规范、约束和调节人的行为，区别在于后者是硬性的，前者是软性的。如果国家体制完备，法治健全(不仅是在条文上，更要紧的是在实际的操作上和执行上)，必然会促成社会风气的好转与民众道德水平的提高，反之亦然。对这一点，哲学家斯宾诺莎有过精到的论述，他说：“叛乱、战争以及作奸犯科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民性的邪恶，不如说是由于政权腐败。”“如果某一国家比别的国家邪风更猖獗，犯罪更普遍，那一定是由于这个国家谋求和睦不足，法制不够昌明，而且未能建立起完全的国家权利之故。”(斯宾诺莎著《政治论》42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所以，重建国民的道德尽管千头万绪，但其根本之点应是逐步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法治建设。

 

　　霍布斯曾指出，人们不是生而为公民，却是被造就为公民。这的确是深刻之论，如果说一个国家人民的道德和政治的水平还达不到被称为“公民”的标准，那只能说是负有“造就”之责的国家的失职，而不能反过来指责人民的人性和素质，更不能以此为借口，便不给人民以民主和应有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道德意识源于人的权利感和明确的对自己的权利可以受到保障的认知。在此基础上，人才有责任感、契约意识和信用意识——而这些都是公民应具备的起码的道德良知——人，只有在他清楚地、理性地认识到并被国家承认为人的情况下，才会具有道德感。所以，要真正落实“以德治国”就必须继续推进“以法治国”的进程，切实落实和保护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利和民主权利。如此，“以德治国’，才不至于流为口号。

 

　　道德、伦理、信仰等精神方面问题的存在是多种复杂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其改善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何况以中国国家之大，人口之众多，又处于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向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之中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格局之下。所以，重建一个道德中国需要从国家到社会，从干部到民众多方面的长期的持续努力。

 

　　中国人的道德状况演变至今日，是由来已久的，它的开始可以追溯到一个半世纪之前。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来，支撑着中国人精神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的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迅速崩溃。随国门洞开而来的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逐渐侵入古老中国的肌体。在这种优势文明的冲击之下，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掀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波对自己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激烈批判——他们把山河破碎的耻辱归因于祖先的精神遗产，这种片面而偏激的从文化上追寻失败原因的思维方式和彻底反叛的姿态本身就注定了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衰落的命运。随后，中国便陷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动荡和战争，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生存都处于不能自主的剧烈变化之中，战火与死亡，漂泊与流离，苦闷与迷惘，人的精神世界自然是支离破碎的，哪里谈得上道德的建设？到了20世纪的中叶，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重新获得了失落了一百多年的主权与尊严，终于有条件培养国家的精神元气了。但可惜的是，这样的时间太短暂了，才安定了仅仅五六年，就发动了一波接一波的思想、文化、精神领域的大批判以及规模一场比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直到“文革”这场千古浩劫，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已是千疮百孔，干涸而荒芜了——这是“文革”结束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知识分子再一次掀起激烈批判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原因之一，这种走向极端的批判破坏多于建设，反映了国人精神上的饥渴、贫乏、急躁和危机。90年代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骤然加快，西方的文化和价值标准更大规模地随之进入——与80年代不同，80年代输入的西方文化主要是现代化理论方面的精英文化，影响的是知识分子，而90年代输入的主要是西方世俗的流行文化，影响的是普通的城市居民，因此，相对来说，90年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范围更大，对普通人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准则的影响也更为深刻。而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同时，也释放了人性中反道德约束的一面，物质和金钱、欲望的满足超越了道德伦理的价值。

 

　　从中国一个半世纪历史的演进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伦理的变化是复杂的，它伴随着国家的衰落、主权的丧失、民族的耻辱以及革命、战争、知识分子和政权对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大批判、激烈的政治运动、西方文化的冲击、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等一系列的变迁，这些变迁叠加在一起，塑造了今日中国人的道德状况。

 

　　从这个变迁的过程还可以看出，人民的道德伦理状况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处于衰败、动荡、战争、运动中的国家，它的人民的生存和权利不但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反而常常受到它的侵害，普通百姓只能苟延残喘，或者苟且偷生，还能要求他们什么呢？

 

　　同样，人民道德水平的提高有待于国家的发展，有待于国家综合国力、经济实力、世界地位的提高，有待于人民普遍的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发展环境的改善。当然，更主要的，还有待于国家在政治、法治建设上的长足进步，国家必须完善它的职能，改革它的弊端，尽到它的职责，它必须能够保护它的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民主权利，维护他们的自由和尊严，真正做到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