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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盐业史：盐业，牵动着历史大局
从秦汉到明清，国家对编制户口都非常重视，主要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各种方式“税人”。但是，税人也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贫富程度不同；不清查土地占有状况，就不可能公平赋税。汉朝税人，起点是“百亩”。许多贫苦农民，虽然只占有三十亩地，却也必须按百亩的基数缴税。随着国家税率的提高，那些不堪负担的贫苦农民，干脆依附于那些拥有免役免税特权的贵族官僚地主，种他们的地，向他们交租，受剥削略轻一些。久而久之，贵族官僚地主隐占的人口越来越多，国家可税之人越来越少，财政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这种情况，历代不绝。国家可以采取的办法，就是清查土地和人口。清查土地的工作量太大，技术手段又不足，成本也很高，面临的阻力很大，总是事倍功半。何况土地占有状况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国家不容易掌控，随查随乱。相对而言，清查人口则比较容易进行。但是，清查人口也难以彻底，总还有很多遗漏。有的时候，国家甚至连清查人口都做不到。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强化食盐专卖，甚至实行食盐官营，则是国家“税人”的方便法门。总之，人即便不在籍，却不能不吃盐。
食盐垄断，形式上是征商，本质上仍是征农。国家通过实行食盐专利，可以使大量逃避赋税的人口，因食盐而间接地向国家缴税。唐朝安史之乱后，人口大量从国家户籍上流失。唐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开始实行食盐官营。原来，盐不过十钱一斗。实行官营后，每斗一百一十钱。此后，刘晏改革盐法，实行食盐专卖。官府抽税，商人卖盐，有的地方盐价高达每斗三百一十钱，甚至三百六十钱，乃至三百七十钱。官府增盐税，商人增盐价。食官盐而间接地向国家缴税的人口，甚至达到与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相等的程度。唐朝的盐利收入，也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二分之一或至少达到五分之二”。而商人的盐利收入，更远远高于官府的盐税收入。
进一步的问题是，国家一旦把盐控制在手中，更创设了很多重要的影响国计民生的制度。比如，国家要解决边境驻军的物资供应问题，就让商人往边地运粮，或组织屯种，以换取领盐发售的凭据。这种制度，在明朝实行得非常广泛；不仅用于军饷的供给，而且用于赈灾和发放俸给之急需。而出卖盐钞、盐引等等票据，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甚至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财政制度。
盐的需求量是稳定的。国家为增加财政收入，难免以种种方式溢额出售盐钞、盐引。至于将此类买盐凭据大量用于赏赐，也无疑会使食盐供应量增加。与此同时，大量的走私盐，因其价格上的优势，势必排挤官盐的销售。这几种情况，都会导致国家垄断利润的减少。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国家于是又反过来通过对人口和土地的控制征收盐税。明朝一边实行食盐垄断，一边对所控制的人户征收“盐粮”和“盐钞（大明宝钞）”，或折收其他实物，后来则统一折收白银。可见，在食盐垄断上，中国古代的国家，从产、供、销，直到消费的终点，都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
然而，垄断的利润越高，食盐的走私就越难阻止。无论是专卖和官营，其垄断性经营所导致的高昂盐价，必然引起食盐走私的盛行。在宋朝，从事私盐贩运，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平民下户、豪民上户、达官胥吏、军官士兵，乃至店铺牙人，都有从事私盐贩运的。而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武装走私和官商勾结走私。武装走私食盐，在唐、两宋和元朝非常严重。实际上行贩私盐，稍有规模，则必须借助武装自卫。唐末的王仙芝、黄巢都是私盐贩子。他们一开始就能聚众数千造反，足以见得都是有自己的武装团伙的。吴越钱鏐和前蜀王建，曾经也都是私盐贩子。北宋时，江西、福建、广南三路交界地区，武装贩盐绵延百余年而不绝。南宋时，食盐的武装走私，在这一带曾四度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参与暴动的人数，多达十万，甚至数十万。元朝贩卖私盐的活动也非常猖獗，“动辄百十，结连群党，持把器杖，专一私贩。每遇巡捕，拒伤官兵”。到了元末，有的私盐武装走私队伍甚至“横行山东、河北，若蹈无人之境”。反元起义中，浙东的方国珍，一向在东南沿海一带从事海上私盐武装走私，拥有各种船只一千余条；张士诚出身盐户，而以“兼贩私盐”为生；在红巾军徐寿辉的队伍中，更是充斥着此类私盐贩子。
明清两代，随着国家在各个环节上加强了对食盐走私的军事镇压和法律制裁，一般的食盐走私和武装走私，在总体上趋于缓解。但是，凭借特权走私食盐的情况，则与国家的食盐垄断相始终。明朝，许多贵族官僚的子弟家人，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利用特权获取领盐凭据，行销私盐。此类凭据还大量地被朝廷用于赏赐，让那些贵族势要大发横财。清朝的食盐走私，则以军队走私、官吏走私和盐商走私最为严重。
根据以上所述，中国古代由食盐垄断所牵动的历史大局，至少已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它决定着国家重视商业的基本态度；二、它决定着国家与商人的基本关系；三、它决定着国家控制财源的基本方式；四、它严重地影响着国家的兴衰。
《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一书指出：“中国古代有一种十分盛行的观念，即：人们将官府直接运销的专卖形式称为‘榷禁’，而将官府控驭下的商人分销或包销形式视为‘通商’……然而……史籍中所谓‘通商’开禁，毕竟不能等同于近代意义的自由贸易。无论何种形式的商人分销或包销，都不曾逸出专卖的范畴……官商一体化趋向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首先，官僚可假商人之手而中饱私囊。其次，商人可倚官僚权势而牟取暴利。第三，在官僚和商人携手登闳的情况下，社会大众日益贫困。古人屡倡重农抑商之道，而每一次实行的结果，却总是商未抑而农先困。其中的道理，多少可以从专卖制下的官商关系中试作探究。”
这样的提示，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盐虽然不起眼，却为人之生存所必须，又是适合产生垄断利润的东西。国家对盐的垄断，能如此深刻地多方面地牵动历史的大局，亦足见垄断的深刻作用。在这一方面，似有很多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注意。
延伸阅读
●《盐铁论校注》
桑弘羊著，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7月第一版
●《明清徽商经营淮盐考略》
汪崇筼著，巴蜀书社，2008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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