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权力为杨乃武平反

 

四

 

光绪二年三月，杨乃武、毕秀姑以及相关人证、卷宗相继解送到京。五月，刑部举行三法司会审，即由刑部主审，都察院、大理寺参与会审。这是清代审讯京控大案的制度性安排。帝国最后的洗冤机器终于让杨乃武撬动了。

 

应该说，杨案提京会审，已经离开了杨昌浚、刘锡彤等人的势力地盘，加之杨案影响巨大，“物议沸腾”，太后亲自过问，连国外记者也跑来旁听，因此，有望审出一个“无枉无纵”的结果。

 

会审的第一天，中央各部的御史、侍郎、郎中以及夏同善、边保泉、汪树屏、吴以同等都参加了陪审或观审。杨乃武将案子经过详细削辩，称自己既未与毕秀姑通奸，更无合谋毒死毕秀姑亲夫之事，在府在省的供词，都是畏刑诬服。毕秀姑也口呼冤枉。第二天、第三天审问尸亲及证人。最后一天提全案犯人及人证当堂对质，质讯的结果是葛品连之死与杨乃武无关，毕秀姑也没下毒。最后三司审议决定：调尸复验，了结全案。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九，刑部尚书桑春荣率领堂官、司官、仵作、差役，带同全部人犯人证，到京城海会寺开棺验尸，发现葛品连尸骨并无中毒迹象。至此，案情大白，杨乃武与毕秀姑果然受了冤枉。

 

那么，已经被证明是清白之身的杨乃武应该理所当然地获得平反了吧？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按照清律例，如果杨案平反，杨昌浚、刘锡彤等必被追究错判的责任。朝廷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代表，极力反对平反，原因是杨乃武风流成性，亦非善类，此是铁案，证据确凿。当时丁宝桢恰好在北京，听说刑部要参革杨昌浚及其他原审官员，竟面斥刑部尚书桑春荣糊涂，并威吓说：“这个铁案如果要翻，将来就没有人敢做地方官了！”桑春荣“欲见好于外官，觊杨昌浚之书帕”，因此有意从轻发落杨昌浚。另一名满籍的刑部尚书皂保（清代的中央各部均设两名尚书，一名汉人，一名满人）因为受了杨昌浚厚贿，也不主张翻案。大学士宝鋆是刘锡彤的乡榜同年，也欲回护杨昌浚与刘锡彤。另一派以翁同龢为代表，包括夏同善、边宝泉等，则力主平反杨乃武案、惩办冤案制造者。

 

由于两派相持不下，刑部的结案奏疏，拖了两个多月，迟迟不上。一直拖到光绪三年二月十日，刑部才向两宫上奏杨案会审结果，推翻原审判决，并建议处分错判的官员。

 

二月十六日，谕旨下：杨乃武“不避嫌疑，与秀姑同桌吃饭”，杖一百，革除举人功名，不得恢复；毕秀姑“不守妇道”，杖八十。薄惩后均释放回家，其时恰是“孤山梅绽”时节。

 

同时，谕旨判处：冤案始作俑者刘锡彤发配黑龙江效力赎罪；杭州知府陈鲁、查案不实的候补知县郑锡滜、协助钦差主审的宁波知府边保诚及其他承审官员均革职；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因业已病故、复审此案的湖州知府许瑶光因“尚未拟结”，免予追究；杨昌浚与胡瑞澜两大员则“即行革职”。

 

刑部的奏疏其实并未对杨昌浚、胡瑞澜提出参革意见，慈禧之所以痛下决心拿地方大员“开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御史王昕在翁同龢授意下上了关键一疏。王昕的奏疏将平反杨案的意义，从还杨乃武一人之清白提升到重塑朝廷之威权的高度：“惟念案情如此支离，大员如此欺罔，若非将原审大吏究出捏造真情，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惩儆。且恐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尚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臣惟伏愿我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谕旨，将胡瑞澜、杨昌浚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惩。”

 

王昕此疏，可谓击中了慈禧的软肋。自太平天国运动以降，清廷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中央权威已经不断下移，地方督抚势力逐渐崛起。而且，当时光绪皇帝刚以冲龄登基、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是所谓“孤儿寡母”的局面，对地方大员的“朋比之势”、朝廷的“孤立之忧”更为敏感和忌讳。所以慈禧需要借着平反杨乃武案的名义，对“藐法欺君”的地方大员略施惩戒，以儆效尤，为朝廷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