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权力为杨乃武平反

 

五

 

“杨乃武与小白菜”大冤案历时三年多，经县、府、按察司、巡抚、钦差大臣、刑部等三法司九审九决，蒙皇恩浩荡，终于翻了过来。

 

我们不妨以杨乃武雪冤故事来验证嘉庆皇帝的那句话：“若此心皦然、横遭冤枉，亦应据实控告，朝廷必为昭雪。”从形式上看，杨乃武的确是在“据实控告”，结果也的确是“朝廷必为昭雪”，问题是，这个“昭雪”的结果是“据实控告”产生的吗？单就司法程序而言，京控与三司会审的制度设置、杨乃武诉状的说服力、原审判决的破绽与疑点、人证物证、最后的验尸结果，当然都是促成杨案平反的重要因素。但是，请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吴以同、夏缙川—夏同善—翁同龢—慈禧太后这一环环相扣的权力网络，帝国的司法程序还能发现杨乃武的冤情并给予平反吗？

 

同时，也不能认为好官或坏官的道德因素在杨案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冤案的第一个制造者刘锡彤固然枉法妄为，但极力反对平反的丁宝桢并不算是贪赃徇私之辈；为昭雪冤案奔走请命的汪树屏等人当然是在主持公义，不过最后拍板翻案的慈禧则未必会在乎一个被革举人所承受的不公遭遇。

 

从本质上来说，杨乃武案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事件，而是一宗复杂的政治事件，特别是发展到后来，它已经被加入各种宏大叙事的政治引申，被纳入到越来越巨大的博弈格局。可以说，杨乃武的个人命运就取决于他在博弈格局中，能直接或间接地、主动或被动地动员到哪些力量（包括权力与隐权力），以及这些力量能不能战胜对手结集起来的反翻案势力。

 

杨菊贞的第二次京控是杨案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从这时开始，杨乃武的隐权力总算启动了帝国的洗冤机制。为了更清晰地分析问题，我想将杨乃武的雪冤之路分为四个阶段。

 

从他蒙冤入狱到杨菊贞首次京控，是为第一阶段。其时杨乃武的力量尚处于休眠状态，支持杨菊贞鸣冤的只有缥缈虚幻的“神示”；而他们的对手刘锡彤，这时已经通过利益链接与关系网络，将浙江省整个司法系统拉拢成自己的利益同盟。所以杨菊贞首次京控无功而退。

 

第二次京控前后是第二阶段。这时候，杨乃武从他的举人身份与同年关系网中获得了汪树屏、吴以同、夏缙川三人的支援。虽然这个同年关系网本身的力量非常微弱，不足以与原审集团相抗衡，但正是通过这一网络的牵线搭桥，杨乃武才接上了另一个更强大的权力网，那就是以夏同善为首的浙籍京官集团。

 

从慈禧谕令杨昌浚重审到提京会审，为第三阶段。主要由夏同善等浙籍京官构成的支援力量已经被动员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夏同善，杨乃武的关系网络衔接上了能量更大的翁同龢势力。在这个时候，杨案的政治外延被夏同善恰到好处地强调出来：它是浙江士子看待朝廷能否保护读书人清誉的风向标，杨案不平反，不仅杨乃武一人蒙冤受辱，更打击了整个浙江士子的上进心。而在《申报》的报道与评论中，杨案也被当成了观察朝廷是否有维护司法公正之决心的标本。甚至还有可能：杨乃武的同情者们故意将杨案的隐秘资料透露给《申报》，借助“物议沸腾”的压力来影响朝廷态度。事实证明，“政治引申”所发动的压力是强大的，它成功地促使慈禧同意将杨乃武提部会审，从而使杨案的最后一次裁决得以摆脱原审集团势力地盘的操纵。

 

从会审到最后平反，为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博弈双方都有意强调了杨案的政治外延。封疆大吏丁宝桢咆哮刑部，以这个铁案如果要翻，将来就没有人敢做地方官为由要挟朝廷，反对翻案。这一派的势力看起来很强大。但是，主张平反的翁同龢授意王昕上了一疏，让慈禧看到了她更关切的利害关系：杨案若不平反，则“大臣尚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据说翁同龢的背后，还有军机处权臣恭亲王奕在暗中支持。权力博弈进行到这个层面，显然已是杨乃武完全不能左右的，所以他只能在刑部大牢里干着急，他的命运只能被外面的各种政治力量拽着走。最后，翁同龢一方占了上风，所以他被平反了。

 

现在，一个答案呼之欲出了—那些不能被“政治引申”、平淡无奇的冤案，则连这种被外力“拽着走”的机会也得不到；那些毫无动员力量、更无贵人相助的蒙冤者，即使一遍遍喊冤，一次次京控，只怕也无法叩开司法救济的大门。王昕在奏折上说：“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即是明证。

 

帝国的司法救济制度是一个偏心的歧视系统，有的申冤者能惊动它，有的申冤者永远被它拒之门外。与杨乃武同案的毕秀姑，就是一个被帝国救济系统遗弃的失语者、无力者，横遭冤枉之后，除了自己喊喊冤，换来大刑伺候之外，没有一个人为她辩冤，在杨家的申冤诉状中，她是作为“陷害者”的不光彩角色出现的；在汪树屏、夏同善的拯救名单上，也不会有毕秀姑这个卑微的名字。只是因为她的命运与杨乃武捆绑在一起，杨乃武历经万难的申冤行动证明了葛品连并非中毒身亡，案情大白了，她才跟着得救。

 

说起来讽刺，毕秀姑真应该庆幸当初诬攀的是举人杨乃武而不是一名市井匹夫，否则，就算她像本文开篇提到的李赓芸那样，以死相抗争，也将被视为“畏罪自杀”，至死都洗不了罪名，连“匹夫沟渎之谅”也谈不上。

 

出狱后，毕秀姑无家可归，在余杭县准提庵出家为尼，民国十九年圆寂，临终前留下一纸遗言：“杨二爷蒙受天大不白之冤，均我所害。二爷之恩，今生今世无法报答，只有来生再报。我与二爷之间绝无半点私情，纯属清白。后人如有怀疑，可凭此字条作证。”我想，毕秀姑已经不亏欠杨乃武什么了，倒是那个自诩“朝廷必为昭雪”的老大帝国，亏欠了她很多！

 

【来源：《百家讲坛》（红版）2009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