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权力为杨乃武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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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虽然第一次京控失败了，但杨菊贞还想再次上京。这一回，杨乃武的举人身份与人脉关系开始发挥了作用。他告诉前来探监的姐姐杨菊贞，进京之前，可以先到杭州找他的三位朋友。一位叫汪树屏，与杨乃武同科同榜中举，他的哥哥汪树棠在都察院当御史，祖父也做过大学士，世交甚多；另一位叫吴以同，也与杨乃武同年，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西席；还有一位是武举人夏缙川，他的堂兄夏同善是翰林院编修。

以前的士子极重年谊、乡谊，因为丰富的人脉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隐权力根基。杨菊贞找到了汪、吴、夏三人，他们都答应帮忙。

同治十三年九月，杨菊贞和詹彩凤偕同抱告人姚贤瑞第二次上京告状。到了北京，他们先去拜见夏同善，送上其弟夏缙川的书信与诉状，在夏同善引见下，又遍叩浙籍在京官员三十余人，然后才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递状。第一次京控的无果而终，已经让杨菊贞明白了帝国的司法救济机制不会自动为他们启动，他们必须寻求体制外的隐权力来推动救济机制尽快运转起来。

夏同善是促使救济机制为杨乃武案转动起来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与内阁大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龢关系密切，多次向翁谈起杨案的曲折内情，翁同龢深表同情，相机将杨案冤情面陈两宫太后；同时，已接受杨家抱告的都察院等衙门也上疏奏请重审此案—夏同善带着杨菊贞遍叩三十余名京官的穿针引线、汪树屏给都察院御史汪树棠的书信，显然发生效用了。慈禧太后遂下谕旨：“着由刑部饬浙江巡抚杨昌浚，督同臬司亲提鞫讯，务提实情，毋枉毋纵。”

杨乃武似乎有了绝地逢生的机会，但是幸运不会那么轻易来临，我们不要低估了杨案原审集团维持原判的决心与能量。其时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已病亡，杨昌浚奉谕后，便委派湖州知府许瑶光承审。许瑶光审讯时，没有动刑，叫杨乃武与毕秀姑照实直说。杨乃武知道这次京控告准了，于是尽翻前供，毕秀姑也当堂呼冤，并供出她被刘子翰（刘锡彤之子）奸污、何春芳（余杭县粮胥）调戏及阮桂金（何春芳姘妇）对她诱供等情。许瑶光鞫讯数次，意识到此案幕后复杂、牵涉甚广，竟不知道如何断结，只得一再拖延，案子审了两个多月，仍不敢定案上复。

光绪元年四月，一位给事中上疏，奏请另派大员前往浙江复查。于是朝廷钦命浙江学政胡瑞澜提审杨案，杨昌浚得悉后，对胡威逼利诱，说此案经反复审问多次，无偏无枉，不宜轻率变动；又向胡推荐了宁波知府边葆诚（他是杨昌浚同乡、刘锡彤姻亲）等人协同会审；刘锡彤也用重金贿赂了会审的相关官员。胡瑞澜虽是主审官，但几次提审都由边葆诚讯问，边一见杨乃武与毕秀姑翻供，即喝令用刑，日夜熬审。最后一堂，杨乃武双腿被夹折，毕秀姑被烧红的铜丝穿入双乳，二人熬刑不过，仍都诬服。于是胡瑞澜照原拟罪名奏结，杨昌浚、刘锡彤等人弹冠相庆。

好在较量并没有结束。杨乃武虽然身陷囹圄，但他的同年们以及其他浙籍京官动员起来的翻案力量，还在继续对朝廷施加影响。光绪元年十月十八日，户科给事中边宝泉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审讯，不过慈禧以没有前例为由不予批准，只谕令刑部推研，并饬胡瑞澜再行提审，但胡也审不出一个结果来。

十二月十四日，汪树屏、吴以同等18名浙籍士绅的联名禀帖送到都察院，陈述了杨案的曲折冤情与逼供惨状，都察院当即转奏。翁同龢、夏同善等也亲见两宫太后，奏请将案件提交刑部审讯，夏同善对慈禧说，“此案如不究明实情，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

还有一种因素也在隐约影响着朝廷的态度，那就是《申报》对杨乃武案连篇累牍的报道与评论。这份报馆设于上海租界、受治外法权保护的报纸，一直都在追踪报道杨乃武案，刚开始时是猎奇性的，随着介入越来越深，报道的重心逐渐转为对刑讯逼供的质难和对审判公正的呼吁。虽然彼时的媒体影响力尚不足以与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相提并论，但《申报》推波助澜的舆论压力已经让朝廷无法忽视，比如边宝泉在奏折上就说：“此案议论纷然，关系甚巨。”

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五日，慈禧改变了不准提京审讯的决定，颁下谕旨：“兹据都察院奏称，浙江绅士汪树屏等遣抱联名呈控，恳请解交刑部审讯，据呈内所述各情，必须彻底根究，方足以成信谳而释群疑，所有此案卷宗及要犯要证，着即提交刑部秉公审讯，务得确情，期于无枉无纵。”

九死一生的杨乃武，“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后，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翻案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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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钩来源：《百家讲坛》（红版）发布时间：2009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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