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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帝国的非法守护神
帝国代理人
按照帝国约定俗成的制度，大臣们呈送给皇帝的奏章或者票拟意见，以及皇帝发还的批示，都需要经过司礼监秉笔太监之手。爬上司礼监秉笔太监这个职位，也就意味着魏四已经攀上了帝国权力的巅峰。
半文盲皇帝选中了魏四，可被选中的魏四却是一个整文盲。入宫之前，他只是肃宁县里一个苦哈哈的农民的不务正业的小儿子；入宫之后，许多年来，他也只是一个低贱的倒马桶者和伙食管理员。尽管帝国设有专门教授太监们识文断字的机构，但那样的机会从来没有降临到魏四的头上，在高墙深院里呆了30年，他依然大字不识一个，依然毫无政治经验。万历四十八年以前，朝廷内外也根本没有人知道他魏四是何许人也。
同魏四接触得最多的太监刘若愚曾对其做过四字评语：“憨猛好武。”“憨猛”二字也许可以解释目不识丁的魏四何以敢于毫不犹豫地承担下司礼监秉笔太监这样文化要求很高的要职。也许是为了对自己表决心，也有可能是为了向整个帝国表达出一种善意，魏四在1620年不但从皇帝那里获得了一个“魏忠贤”的名字，还给自己取了一个表字：“完吾”。
“忠贤”配以“完吾”无疑相当恰当。魏四在自己生命最重要的转折点上更换了自己的名字，说明他已经注意到了自己身份上的微妙变化：从前的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奴才，只要学会像狗一样忠心耿耿就够了，既不需要贤能，也不需要道德和学识上的自我完善；现在他既然要当朝秉政，忠诚依然必不可少，贤德和才能也同样不可或缺了。
应该承认，魏四其实是很愿意代替皇帝把朝政处理好的。当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支援的时候，魏四甚至可以背叛自己的“阶级”，在太监们身上划刀子抽血。明朝宫中旧制，资格老、地位高的宦官们，皇帝可以加恩，允许他们在宫中骑马；作为代价，这些有骑马特权的宦官们每逢年关节庆，则须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损透了的魏四一下子就代表皇帝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内骑马的特权，然后又代表皇帝不断地降旨让他们献马。受到这种“飞来横恩”的太监们叫苦不迭，当然，尽管质量一般，国家最后还真得到了不少马匹。
所有从小角色突然变成大人物的人，骨子里潜意识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自卑感。为了抗衡这种潜意识，魏四很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具有匡国济世之才的能臣，在许多根据他的意志拟定的谕旨里，充满了他对自己的褒赞，比如“一腔忠诚，万全筹画”、“谋断兼资，胸涵匡济之略”等。朝臣们揣透了魏四的心理，也很愿意赞美他，大学士冯铨在给他祝寿时，甚至赞美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值得注意的是，魏四很看重这些虚誉，当他的心腹李永贞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时，魏四竟然“垂首冷笑，长吁短叹，切齿曰：‘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因此连日称疾不起。如此过敏的反应着实让人吃惊，但也恰恰折射出了魏四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他确实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尧舜孔孟那样的伟大人物。
当然，希望是一回事，能否做得到则是另一回事。在解决马匹短缺的那幕喜剧中，魏四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一种小农式的狡黠和算计，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文韬武略。治国经邦所需要的学识、经验和个人禀赋，魏四一样都没有。十几年的伙食管理员生涯，倒是培养出了他对柴米油盐这些杂物精打细算的能力。万历怠政三十余年，宫廷萧条，许多建筑长年失修，零落不堪，内金水河更是早已淤塞干涸，成了一连串的死水沟。魏四掌权之后，立即组织人力进行全面整修，断壁残垣焕然一新，内金水河也恢复了它的碧波荡漾；为了厉行节约，他甚至还改革过宫廷内的一些生活制度，譬如取消后宫长街上多余的路灯。
这些“伟大”的业绩后来都成了内外臣工们对魏四歌功颂德的原始依据。这些业绩其实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了魏四狭窄的政治视野，他的眼光总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很难往深处揣摩；他可以在自己视野所及的范围把那些琐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可一旦涉及军国大事，则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懵而懂之。
被推上1624年
大多数能力不足但却身居高位的人，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忧惧，害怕被下面的人轻视。目不识丁的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四也同样怀有这种忧惧。为了掩饰自己的无知，树立起一个决策者应有的权威，魏四曾荒唐地处理过许多政务。
天启六年，兵部想把武将董节从提调武官升为游击将军。提调武官和游击将军之间还隔着一个都司佥书的官阶，魏四自以为其中必有隐情，抓住了外臣们的把柄，于是降旨诘责兵部。兵部解释说，都司佥书一职实缺素来很少，所以提调武官往往直接升任游击将军，这是实行了多年的惯例。魏四不愿意承认自己因为无知而犯下的错误，竟然硬把主管此事的兵部官员削籍为民；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他还宣布此后武官升迁，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得越级升迁，竟把多年行之有效的制度给废除了。
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掩饰自己的无知，魏四连自己人也不放过。礼科给事中李恒茂本是魏四的死党，有一次他在奏章里用了一句“曹尔桢整兵山东”，也许是为了在自己的爪牙们面前显示一下水准，魏四竟揪住这句话不放—因为前不久这位曹尔桢刚刚打通了魏四的关节升任山西巡抚，此事魏四自然记得很清楚，李恒茂居然还在奏折里说“整兵山东”，显然是一个板上钉钉的错误。
魏四不过想借此展示一下自己的精明而已，可李恒茂偏偏不识趣，偏要再上折子去解释，说曹尔桢虽已升职，但既然还没赴任，兵部又确实曾有公文命令他“整兵山东”，自己的说法有凭有据，怎么能算错误呢？李恒茂觉得自己很委屈，可他的辩解却让魏四很窘迫，一怒之下便把李恒茂削籍为民了。
掌权后的魏四最担心朝臣们会因为他的无知而轻视自己。这种忧患心理驱使着他不断地不懂装懂，结果却是越装越显得不懂。令魏四没有想到的是，朝臣们确实轻视自己，但最主要的原因却不在于自己是个文盲，而在于自己是个宦官。
朱由校即位的最初几年，是东林党人在朝廷内部最鼎盛的时期，史称“东林势盛，众正盈朝”。这些年里，魏四对东林党人也没有多少敌意，这位“傻大叔”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这般的权势，全都依靠朱由校对自己的信任，而朱由校能够顺利继承皇位，又多亏了东林党人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懈保护。魏四从这个角度上，很朴素地将东林党和自己看成了同盟。天启二年，东林党巨擘赵南星升任左都御史，魏四便主动派了自己的外甥傅应星带着礼物前去拜贺。
令魏四始料未及的是，自己的外甥在赵府吃了个闭门羹。
政治嗅觉迟钝的魏四终于发现：尽管皇帝已经给予了他帝国代理人的权力，尽管他自己主观上也很想替皇帝做好这个工作，做一个称职的帝国守护神，但在帝国士大夫们的意识形态里，作为一个宦官，他这个守护神本身就是非法的。
日后魏四在传统史书里留下了太多的罪恶行径，形象极端丑陋。但有一点应该承认：在朱由校即位的前几年里，除了一些出于面子问题的恼羞成怒之外，魏四并没有多少劣迹，然而东林党对他的攻击却从他走上司礼监秉笔太监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停止过。
天启元年（1621年），御史周宗建们对魏四的女人客氏发起总攻，试图把她逼出宫廷。
天启二年三月，御史江秉谦、周宗建等人弹劾大学士沈榷交通阉人，弄兵大内。周宗建等人的奏疏直接指斥魏四“目不识一丁，心复不谙大义……”如果说驱逐客氏时，对魏四的敌意还有点云山雾罩的味道的话，这一次驱逐沈榷，东林党们则已经摆明了自己和魏四势不两立的态度。
同年十月，新科状元文震孟给皇帝上了一道《勤政讲学疏》，敦促皇帝切实负起应尽的责任，亲自执掌国政。折子里竟有这样的话：“（皇上临朝）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一语道破了当时政治格局的实质：朱由校只是一个全部兴趣都在木匠活上面的傀儡。文震孟虽未直接点出谁是傀儡后面的提线操纵者，但再迟钝的人，也嗅得出其中所指。盛怒之下的魏四决定对这位新科状元廷杖八十，因为大臣们的救护，最后外贬作罢。
天启三年（1623年），御史周宗建们再次上疏弹劾魏四。周宗建说，帝国现在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魏四的罪恶和权势，已经超越了前朝的汪直和刘瑾。对于这样的类比，魏四反应相当强烈，老太监在朱由校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大哭大闹了一番。魏四本想要对周宗建施以廷杖，但碍于大臣们的争执，最后仅仅潦草罚俸了事。
依照魏四当时的权势，他完全有能力对文震孟、周宗建们施以更残酷、更刻骨铭心的惩罚，但他没有这么做，他仍然重视以东林党为主体的朝臣们的舆论压力。也许，在头脑简单、政治嗅觉单纯的魏四心里，对东林党的好感还没有完全消退。
直到1624年，东林党另一巨擘杨涟抛出他那道流芳千古的奏章，抛出了24条、条条足以将魏四千刀万剐的罪状，魏四才终于发觉：自己和东林党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共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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