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争取言论自由两步走的意见

此事在十七大刚开完就露了端倪。2008年1月魏巍论文集《新语丝》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公然反对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鼓吹“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2】在第290页上责问：“到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应该不应该保留，你们征求过全国人民意见吗？”公然向胡锦涛挑战，与刚刚闭幕的十七大唱对台戏。魏巍是毛派代表人物之一。临终前留下遗嘱，把现任各级领导人列为“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反对魏巍的观点，但不反对给他出书，按照宪法应保护魏巍的出版自由；但同时也应该保护杨继绳的出版自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是中宣部直属的出版社，你既然出了魏巍的书，必须也出杨继绳的书才算公正，客观，中立，否则就有站在毛派一边反对十七大、反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嫌疑。只准颂毛，不准批毛，宣传暴力社会主义的网站受保护，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的网站被查封，好像又回到了姚文元在宣传口当家的时代，这是不正常的。有个五柳村网站，是支持改革开放的党内外民主派的言论基地，是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的论坛，在网民中有很高的信仰。但经常无端受到骚扰。最近因为《夹边沟记事》一文又被封了。这篇文章记述了甘肃一个改造右派的农场饿死人的事情，许多网站都发表过，根本不算个事。相比之下，毛派网站点名骂邓小平，骂江泽民，骂胡锦涛都没事。宣传口雇佣的这些网络警察（五毛党）干的这些事情，像是“四人帮”留下来的文化特务一样。中央肯定不知道这些事情。中宣部主要领导可能也不知道。希望中宣部主要领导要抓一抓这件事情，最低要求，一碗水要端平，让五柳村网站能受到毛泽东旗帜网一样的待遇。要创造民主平等、摆事实讲道理的舆论环境。要解开相当多的群众认为改革开放不如毛时代的心结，只有把毛时代的真相告诉他们。那些受蒙蔽的人，一旦了解历史真相，知道了那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天堂”，是一个饿死过3755万人的人间地狱，定会幡然醒悟。只有让全党同志讲话，让全国人民讲话，重新评毛，不同的观点交锋，把魏巍提出来的问题辩论清楚，看看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思想是怎样“救”中国的？才能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打败极左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主导地位。拉偏架就是帮助毛派反对改革开放，希望宣传口领导诸公反思一下。

 

第二，设置对立面，扶持民营报刊。

 

胡锦涛说：“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问题是怎样知道民意呢？靠“党性”极强的官方媒体是不行的。历史的教训是：施政者与评议者高度一体化，政府和媒体都姓“党”，自己搭台唱戏，自己鼓掌喝彩，是很难和民意沟通实现正确领导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大陆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从来没有反映过真实的民意。党和国家领导人耳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就既难发现、更难纠正正在发生的全局性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1958年浮夸风能一直刮到1960年春天，为什么每年饿死几百万人的事情能连续四年发生，为什么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压制民意长达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所谓“设置对立面”，就是开放报禁，扶持民营报刊，党和政府为自己设置一面能客观评价政绩的镜子。毛泽东在1957年4月说过：“我看每个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4】就是这个意思。

 

我国历史上办得最好民营报纸是《大公报》。1902年由满族人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以客观、真实、敢言著称。 1926年张季鸾接手后，在派系林立、军阀争锋中提出“四不主义”的办报宗旨：一曰不党，不依附于党派、军阀和财阀，立场客观公正；二曰不卖，报纸不搞有偿新闻和评论，也不向社会收取一文钱的经济赞助；三曰不私，报纸所发言论必取国民之公意，不代表少数人说话；四曰不盲，报纸不跟风，不盲从于各种时髦主张。这“四不主义”使《大公报》在强权林立的派系中和钱能通神的商业社会保持了文人论政的本色，不屈服，不媚俗，不虚伪，不偏激，不炒作，不盲从，如实记录历史，深刻反映民意。在那个国共两党尖锐对立的年代，毛泽东说只有这张报纸“把我们共产党当人”，【5】蒋介石则每天必看此报，而不满国民党自己办的党报。两党最高领导人都对《大公报》给以高度评价。在中国报业史上，还没有别家报纸有此殊荣。

 

对《大公报》贬意的评论是所谓“小骂大帮忙”。任何独立的民报，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必须取这种立场，这是它与执政党的机关报或革命党的机关报的根本不同点。它不能对现政权持敌对立场，而又要对社会有所裨益，就只能是针砭时弊，反映民意，促进社会的改良。“小骂大帮忙” 是说虽批评了政府但其长远功效有利于政权的巩固。这是民报正确的立场，是光明正大的立场，不应该被贬低，被讥讽，而应该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敬。

 

胡温新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要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要建设和谐社会，尤其需要这种既不仰赖权力，又不仰赖资本，客观公正、反映各阶层、各界别、各民族声音的民间报纸。开放报禁，准许民营报纸出版，是下情上达，了解社会动态，了解民心向背最实在的民主形式，最直接的民主管道。

 

办一份像张季鸾、王芸生的《大公报》那样的有水平、有威信、有操守的民营报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有一个成长的历史过程。可考虑让有条件的报刊转型。目前最具备条件的，报纸是《南方周末》，刊物是《炎黄春秋》。如果让这一报一刊彻底民营化，政府多扶持，少限制，最好是不限制，摆脱一切条条框框的束缚，他们一定会不辜负党和政府的期望，不辜负社会的期望，为建设和谐社会架起沟通政府和民众的桥梁。

 

还可以考虑让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北京办一张党派报纸，类似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作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先声。对于共产党不喜欢的新闻和文章，可以让它开“天窗”，但一定不要封闭它，表明共产党对于新闻自由的雅量不低于蒋介石。

 

第三，制定新闻出版法，新闻出版彻底摆脱人治。

 

我们学来的苏联新闻模式，在报刊上揭露和批评官员要经过审查批准。现在发展到内部报导也要审批：凡涉及省领导层问题的内部报导稿件，必须经过有关省领导审查。这一条规定就把对领导干部的内部监督通道堵死了。尽管在规定中规定了各省领导对送审稿件有不同意见可提出，但不得扣压，可是有谁愿意把反映省上问题的稿件送给省上的当事人去审查呢！【6】 那不等于送辞职报告，砸自己的饭碗吗！现在不仅高级领导人不能批评，连县级领导人也批评不得了。2008年竟然发生县委书记派公安人员进京抓记者的事情。因为一篇报导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采写报导的《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2008年1月 4日，被称为“最牛的县委书记”张志国派西丰县公安局多名干警，到北京《法制日报》社拘传记者朱文娜，成了京城一大新闻。现在是当权者以言代法，言出法随，报刊触及他或不顺他的心，就下令撤总编、抓记者，前不久两会期间湖北省长李鸿忠抢记者的录音笔，把女记者训哭了的事件，必须严肃处理。新闻工作必须摆脱人治，制定新闻出版法已经是不容再拖了。

 

老报人冯英子写过一篇杂文《孔狗江马论》发表在1998年《书屋》杂志第一期，说的是在揭露官员及其亲属腐败劣迹问题上，我们的民主还不如国民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孔二小姐带着叭儿狗坐飞机从香港飞往重庆，“重庆舆论哗然，全国也舆论哗然”，连乃父孔祥熙出钱办的报纸也不得不抨击一番。而江青在毛主席病重期间，竟然动用专列，带了四匹骏马，率领大小臣僚去大寨游玩之事，在江青垮台前，媒体绝对不敢揭露。当年舆论抨击孔二小姐，国民政府新闻制度是允许的。我们说那是“资产阶级假民主”。但“假民主”是真揭露，“使孔二小姐之流不能不有所顾忌。”正如冯英子所说的，“如果有一点起码的民主，即使是那种揭露孔二小姐的假民主，那么‘四人帮’就不一定有孽生的温床了。”

 

再不要用什么“资产阶级假民主”为我们自己的“无民主”做盾牌了。请问：美国揭露克林顿的性丑闻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是真民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其“特色”绝不能是为领导人文过饰非，那是“为尊者讳过”，是封建专制，不是无产阶级民主，更不是真民主！

 

社会主义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采追惩制，而不能再深文周纳强化预防制。据法学家凌其翰的《出版法》【7】一书介绍，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受政府机关之干涉，在出版之后，仍须受法律之制裁”。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既无须受检查，亦无须求特准。且不必向行政机关呈报，自出版以至发行完全自由。惟出版物若有违法事实，自当于出版后依法惩治。”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预防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给了新闻出版业较多的自由。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