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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改革开放最大失误是理论失误 >> 阅读
高寒：改革开放最大失误是理论失误
但是另一方面，用“只干不说”、“不争论”的方式引进资本主义，用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的方式引进资本主义，也自有其实用主义的功效。它既可将左派的理论声讨消声于无形，还可随心所欲地垄断姓“社”姓“资”的命名权。如此一来，凡是对自己有用的资本主义，譬如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等等，当然还包括所有的“中国特色”，就统统给戴上“社会主义”的高帽（只差没说出口的“社会主义的二奶……”云云）；而凡是对自己的既得权力和利益构成威胁的资本主义，譬如宪政民主之类，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等等，甚至连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均统统给冠以“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加以排拒。总之，万物皆备与我，凡我之所欲，皆姓“社”，凡我之所恶，皆姓“资”。
由此可见，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改革派，要真正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正视那个统治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超时空、无条件地——好”、“资本主义——超时空、无条件地——坏”；就必须弄清，那在西方思想史上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怎样在东方的革命实践中，从科学又重新沦为了空想。因为，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空想社会主义一旦同国家政权相结合，它与封建社会主义就仅有一步之遥。如此，也才能让人痛切地醒悟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因此，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改革开放理论，正面临着一个更高层次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即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回到科学社会主义。这么一来，便再没有什么理论禁区，再没有什么历史和学说、再没有什么权威的结论，是不可以重新检阅和重新审视的了。譬如，当年列宁和考茨基、伯恩斯坦、普列汉诺夫的争论；整个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关系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执政与下野经验，今天中国共产党与各国社会党的关系，以及北欧、尤其是瑞典模式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借鉴意义，甚至，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建国以来若干问题的决议》，……，等等，等等。
（四）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历史唯物论
如果说，一事物与它事物的区别恰在于其质的规定性，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其他任何学说相区别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
是的，“马克思主义有着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多年来，人们一直这么说，也一直这么写；导师这么讲，学生也这么背。诚然，它导源于列宁1813年的一篇短文。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关系是板块式的并列吗？如果是，那么，你就或者得承认：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学或政治学的任何一个结论过时了，那马克思主义也就过时了；或者得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结论都万古不变、形同教条。总之，从“板块轮”出发，你只能或者选择过时论，或者选择教条论。
我们知道，在任何门类的学科中，都有其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分。而在应用科学中，还可以分出诸如设计学、工程学、工艺学，……等等操作门类来。同时我们还知道，修改工艺不等于否定工程；修改工程不等于否定设计。而设计上出了错误，并不能直接就等同于设计学本身出了问题，更何况，即使设计学乃至整个应用科学都出了毛病，那也不见得就要推翻其赖以存在的基础科学。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就不在于他的应用科学部分，而在于它的基础科学部分，在于它的质的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历史唯物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历史唯物论在政治学中的应用。而作为应用科学，它们的任何论断和结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以特定的时间、空间为转移的。而唯有历史唯物论，才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其它形形色色的学说区分开来，也只有历史唯物论被证伪了，马克思主义才谈得上被证伪。由此可见，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唯物论，也只有历史唯物论，才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质的规定性。
因此，任何号称要打倒马克思主义的英雄豪杰，你要打倒马克思主义，你就必须得打倒这个历史唯物论！你要证伪马克思主义，你就必须得证伪这个历史唯物论。同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首先得坚持这个历史唯物论，要捍卫马克思主义，就首先得捍卫这个历史唯物论。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又称唯物史观，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块巨大丰碑。它在人文社科领域，迄今仍是一座无人超越的巅峰。正因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基石，故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原理，都惟有用唯物史观才可能给予正确的阐明；也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有关政治学或经济学的任何结论，才可能获得正确的理解。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这么说，凡是离开唯物史观而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理论、任何结论、乃至任何提法与字眼，包括诸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诸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诸如剩余价值、资产阶级法权、私有制或公有制，……，就统统与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无缘了。
于是，只要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峰巅上去俯瞰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去审视那个纠缠了中国共产党大半辈子的“两条道路斗争”，去回顾国际共运中的风风雨雨，你就会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解放感：谁说共产党人就不能干资本主义？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共产党人还就不能不去干资本主义；从而在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应当理直气壮地、甩开膀子地大干资本主义：不仅引进资本主义的市场，而且引进资本主义的宪政！
或问：“不干社会主义还是共产党人吗？”
答曰：“不讲唯物史观能是共产党人吗？”
在这里，问者的的提问中隐含着这样的前提：“共产党是在任何时空都干社会主义的党”；“凡共产党必须在任何时空都得干社会主义”。
而答者的前提则是：“共产党在任何时空都必须遵循历史唯物论、顺应历史必然性，引领历史潮流”；“共产党人必须首先立足于现实的历史发展阶段，才谈得上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推进”。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无产阶级性是寓于其严整的科学世界观之中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着一个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截然不同的历史任务：只有今天发展资本主义，才可能明天建设社会主义；只有首先支持资产阶级革命，才谈得上未来干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明，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更不可能在一个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的传统自然经济基础上，平地一声春雷地蹦出来。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明只能在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借助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可能孕育和发生。因此，任何拒绝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事实上，就统统是封建社会主义，即一种低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过时的人类文明。
如果说，毛路线的前三十年，是全面抵制资本主义文明的三十年，那么，邓路线的后三十年，则是抵制资本主义宪政文明的三十年。前者，造就出一个贫穷、落伍的中国，而后者，则产生出一个畸形、腐败的中国。尽管两条路线曾斗得你死我活，但二者却在共产党一旦掌权，就绝不分权、绝不让权这一点上，是息息相通、同气相求的。
由此可见，要正视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那就不仅要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还必须得搞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而要搞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就一定得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而要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共产党就得首先分权和让权，甚至准备面对民选而下台。而中国共产党也只有在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制的环境中，才可能割掉自己那根深蒂固的小农-封建社会主义的尾巴，才可能与封建世袭专制利益集团切割，才可能重新代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阶级的利益、获得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而重新赢得政权，也才可能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地告别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情怀，回归为一个真正的、合格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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