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期】兼容并蓄：泱泱大唐的文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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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西游：从学习到超越

贞观元年（627年）九月的一个深夜，两个人影在离玉门关十余里处的渡瓠卢河西进，他们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声响惊动了戍边的兵士。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成功地搭桥越过湍急的河流。前边还有五座烽火台，如果不被发觉，穿越烽火台，就可越过边境，完成这次冒险的“偷渡”。

这二人正是唐朝著名高僧玄奘和一位名叫石盘陀的胡人。过河之后，石盘陀再不敢前进，他担心触犯王法而累及家人，于是玄奘一人冒险越境，欲经西域至婆罗门国（今印度）寻求佛法。

唐代前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提倡，佛教得到很大的发展。这时印度佛教的发展也正达到它的顶峰。自东晋法显陆去海还从印度取经以来，由于中外交通的畅达，为佛教徒的往来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到印度求法的中土僧人不绝于途。

在西行求法的众多僧人中，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最杰出贡献的当属玄奘。

当时大唐如日东升，正在太宗领导下走向强盛；而玄奘是一位饱学之士，在佛学界已经声名显赫，造诣颇深。那他为什么还要冒险“偷渡”，历尽艰辛去寻求佛法呢？

实际上玄奘此举代表了一种精神，一种心态，那就是虚怀若谷的吸纳学习精神。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会固步自封，绝不会盲目自大，对于域外文化，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这，正是一种强势文化的健康心态—学习是为了超越。唐边将严防“偷渡”，并不是封闭国门，拒绝与域外交流，只是因唐与突厥对峙导致边境形势严峻而采取的临时措施。

另一方面，佛教文化对于中土来说，是一种新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因此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但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佛教徒对其教义理解不明，异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立志佛学传播的玄奘决心效法法显等人，去印度求取佛经原本，探究佛学底蕴，“以问所惑”。

偷越玉门关后，玄奘历尽千辛万险，终于经梵衍那（今阿富汗巴米扬）、迦毕试（今巴基斯坦喀布尔），进入五河流域的健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到了当时的西印度境内。他在跋达罗毗诃罗寺研习佛学三个月，开始了他对佛学中心中印度的巡礼。

玄奘以留学生兼访问学者的身份，在中印度先后巡访了佛教六大圣地，最后在那烂陀寺留学研习五年。在这里，玄奘师从方丈戒贤法师，学习大乘、小乘并吠陀、因明、声明、医方等，并遍览一切佛教经典，还学习了婆罗门教和梵书。

五年后，玄奘进行了第二次周游五天竺（当时印度境内小国林立，分为东、南、西、北、中五部分，史称五印度或五天竺），一路遍访各地名师，641年又回到那烂陀寺。戒贤让他主持那烂陀寺的讲座，给全寺僧众开讲《摄大乘论》和《唯识抉择论》。玄奘用印度语开讲经义，论述精微，说理晓畅，听者踊跃，名扬全印度。

在佛学的家乡讲佛学，岂不是班门弄斧？可伟大的玄奘居然把“斧”耍得比人家还精彩。他的留学和讲学活动取得了意外的效果，在广泛学习大有所获的同时，也完成了超越：既展示了他个人的学术修养和道德学问，又传播了大唐文化。可以说，玄奘是历史上最有成就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之一。此次讲学之后，玄奘启程回国，带回许多佛像和经论。

玄奘归国后，受到唐太宗的极大重视。为了支持玄奘的译经事业，唐太宗令宰相房玄龄负责玄奘译经的一切所需。

玄奘的游学活动加强了中国和印度的联系。玄奘向印度人宣传了大唐文化，推动了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后来戒日王遣使和唐通好，与玄奘所起的搭桥架梁作用有很大关系。玄奘回国以后，仍与印度僧人有书信来往。据说他曾把印度久已失传的《大乘起信论》译汉为梵，此外他还奉太宗之命，将《道德经》译成梵文传到印度去。玄奘的译经传教，使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佛教的中心，日本和韩国的僧侣也纷纷投到玄奘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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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云涛来源：《百家讲坛》（蓝版）发布时间：2009年0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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