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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脱胎换骨：从“笨拙愚钝”到“老奸巨猾”
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但皇帝的哓哓置辩，却让他认识到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是不可能的。此后，他还是不断地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多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憨激之言了。
本来，曾国藩在京官中人缘颇好，然而接连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得罪琦善、弹劾赛尚阿），却令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与穆彰阿关系也颇深。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背后当然更有无数诋毁之词。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在京城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愈来愈想念家乡了。国事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意。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他兴冲冲逃离这个让他失望而厌恶的京城，准备从此引退归山。不料刚走到安徽太和县，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正式结束了他14年的京宦生涯。
长沙之辱，反迫使其练成湘军
曾国藩说：“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六月）不与焉。”似乎长沙之辱在他记忆中无足轻重。事实远非如此：正是这次强烈刺激，推动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难，成就了湘军。
事情起因于咸丰二年腊月曾国藩入省承担公事。是年底，咸丰皇帝的一道紧急命令传到荷叶。原来不久前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老家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也就是“民兵”，以保卫乡里。曾国藩一到长沙，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
皇帝的谕旨传到湖南时，太平军已挥师湖北。湖南虽暂获喘息，形势却依然危急。太平军走后，各县的会党、土匪势力不断发难，也试图步太平军后尘以求一逞，湖南境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稳定社会治安成了当务之急。
曾国藩在自己的公馆里开设了一个“审案局”，专门审理社会治安案件。曾国藩命令，凡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这里。只要捆送来者，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证据，只以举报者口辞为信，稍加讯问，立即结案。处理方法只有三种：一是立刻砍头，二是活活打死于棍下，三是施以残酷的鞭刑。四个月内，审案局 “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曾国藩因此获得了“曾剃头”的著名外号。
恐怖政策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奇怪的是，曾国藩勇于任事，没有赢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却招致重重怨怼。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甚至当时的一些老朋友如李瀚章、魁联、朱孙诒、郭嵩焘、欧阳兆熊等都给他写信，表示对他种种作为的不理解和担心。李瀚章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劝其缓刑”。
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是曾国藩动了别人的“奶酪”。权力是官员的生命，也是官员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收获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官员视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如同狗看着自己食盆里的骨头，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作为，却绝不允许别人在这里有所作为。
曾国藩不遵循行政程序，视湖南通省官员如无物，更是大伤文官们的面子。你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谁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不把我们踩得这样狠，反衬得这样无能？你半年里办的事，超过了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这样干法，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摆？
咸丰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一人。但只有曾国藩一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为国分忧。这又触犯了官场潜规则。一场大风波不久就到来了。
风波的触发点是练兵。
曾国藩不是军人，但他深知，依靠目前这支大清军队，打败太平军是不可能的。因为晚清国家军队是一支没有灵魂、没有“天良”、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在接奉圣旨后的第10天，曾国藩就复奏，要在长沙创建一支新的军队。
曾国藩练兵，首重给军队注入“良心”和“灵魂”。他在中国军事史上首先发明了“政治教育”。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曾国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和各地国家军队一样，驻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四处扰民，令全长沙头疼。曾国藩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月数次与湘军一起“会操”。他为了唤醒这些兵痞的良心，也确实苦口婆心。
这一利国利军之举，却差点让曾国藩送了命。
大清政治惯例是文官不管军队的日常事务。即使是巡抚这样的实权大官，也不会具体过问军队的日常操练。文官们虽然痛恨曾国藩，但也只能形于辞色，性情粗野的军人们却没有这么好脾气，他们立刻付诸行动。
带头闹事的，是长沙副将清德。他在太平军进攻湖南时曾临阵脱逃，此时面对曾国藩却很勇敢。他不仅带头抵制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而且摇唇鼓舌，四处鼓动各军不要受曾国藩的摆弄。
行事至刚的曾国藩立刻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弹劾清德，并猛烈抨击湖南驻军。尚方宝剑很快显示了威力。咸丰皇帝立刻将清德革职拿办。表面上看曾国藩在这次冲突中取得大胜，实际上失败的隐患已根植在这场“大胜”之中。晚清官场最重要的潜规则是“官官相护”，动辄咬人足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员从此对曾国藩更加恨之入骨。
绿营军看着曾国藩招来的这些湘勇土包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经常借故与湘勇发生械斗。一次绿营兵竟破门而入，连伤几个随从，连曾国藩自己都差点挨刀。曾夺门而逃，几步窜到隔壁巡抚骆秉章办公室门前，连连急叩。
骆秉章听得一清二楚，却装聋作哑，暗暗发笑。骆的调处办法是命人把捆送来的那几个绿营兵带来，他亲自上前松绑，还连连向他们道歉，说让兄弟们受委屈了!绿营兵面子挣足，兴高采烈拥着这几人而去。只剩下骆曾二人了，骆秉章一句安慰的话也没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啊!”就转身走了。曾国藩气得哑口无言。
一时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
这是曾国藩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进秀才的艰难，画稿遭人嘲笑的尴尬，比起这次挫辱来，完全不在同一档次。堂堂“副部级”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杀了，还没处讲理。这种难堪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也不多见。
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向皇上控告。然而仔细一想，他就知道这种做法行不通。这一道奏折上去，能把湖南全省官员都扳倒吗？如果扳不倒全省官员，那么以后他在湖南的处境，岂不是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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