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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脱胎换骨：从“笨拙愚钝”到“老奸巨猾”
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曾国藩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不再与长沙官场纠缠争辩，而是卷起铺盖，带着自己募来的湘军，前往僻静的衡阳。不争一日之短长，等练成一支劲旅，打几个胜仗给你们看看，那时自会分出高下——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办法。
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确实是赤手空拳，刚到衡阳，曾国藩面临着五无：一无办公场所，二无名正言顺的职权，三无经验，四无朋友前来帮忙。真正的困难是第五条：无制度保障。
文人练兵，这在大清史上是头一遭儿。湘军从出生这一天起，在旧体制内就没有安身之处。它就像一个私生子一样，不但被八旗绿营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体系所接纳。它的最大敌人，不是太平军，而是旧体制。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军饷来源。按理说，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军费自然应该由国家供给。问题是，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用来供给绿营军饷尚且不足，不可能为他专拨经费。湖南省官员既与他关系紧张，自然也不可能为他慷慨解囊。曾国藩身为不伦不类的“帮办大臣”，没有财政权和税收权，根本不可能开辟固定饷源。
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长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斗志。吃尽了千辛万苦，曾国藩终于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咸丰四年四月湘潭之战中，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作殊死战，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这是太平军兴起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重大胜利。
接到战报，咸丰皇帝大喜过望，发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湘军，还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这道上谕从根本上转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骆秉章接旨后，立即带着藩、臬两司等一班官员，拥着一抬绿呢空轿，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入城。
曾国藩的打掉牙和血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从这次经验中，他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
江西之困与家居两年后的“大悔大悟”
湘军的意外崛起，使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八面逢源了吧？不是。曾国藩的日子仍不好过。因为体制仍然不顺，饷项仍须自筹。曾国藩仍常和他人发生冲突，以致肝气上升，时常处于焦灼愤懑之中。问题的焦点在于曾国藩没有实权。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省长们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他们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们手中，对他们唯命是从。
曾国藩需要实权，这一点皇帝心里很明白。然而，目光短浅的咸丰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以前只知曾国藩胆子大，这次才知此人本领大，振臂一呼，即集兵数万，所向披靡。如果他打败了太平军后反戈朝廷，那岂不是比太平军还难对付？即使他不反戈，但由汉人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后满洲八旗的威信何在？皇帝的如意算盘是让曾国藩游击野战，歼灭太平军有生力量，最后仍由盘踞在天京脚下的满族将领收功。因此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未理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这种艰难在江西表现得最为充分。
鉴于湘军是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咸丰皇帝命曾国藩出省作战，支援困境中的江西。
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官僚系统负有供饷之责。其时江西巡抚是陈启迈，此人气度狭隘，寸权必争。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而所下命令又朝三暮四，令人左右为难。对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无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这下子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曾国藩只好自己想办法在江西筹饷，这又侵犯了陈启迈的财政权。在他的带领下，江西通省官员与曾国藩针锋相对。
曾国藩忍无可忍，于咸丰五年六月十二日，以陈启迈“劣迹太多，恐怕贻误大局”，上奏参劾。陈启迈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无法为之辩解，咸丰皇帝阅之大怒，立刻将陈革职查办。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重复了湖南的经验，这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官员束手，反而令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行事一如陈氏，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甚至曾国藩的兵勇也被人毒骂痛打，遭受侮辱。曾后来形容当时的苦况说：“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当然，使他“积泪涨江”的根本原因，不是江西官员的个人素质，而是咸丰皇帝对自己不信任。
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的难堪经历。
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他接到父亲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摆脱困境的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直回了湖南老家。
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一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没想到逞妇人之智的咸丰帝却和曾国藩较上了劲。适值此时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军内部分裂，势力大衰，看起来已指日可平，有没有曾国藩好像也没有大碍。于是顺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曾的兵权。
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大勋的千载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回了家。他的许多部下，都因军功飞黄腾达。比如以知府投身于他的胡林翼早当上了湖北巡抚，而他却仍是一个在籍侍郎，职位没有任何升迁。
原本自诩硬汉的曾国藩这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心殊忧郁”，动不动就骂人，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过电影，渐渐静下心来。
曾国藩反思，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合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到达胜利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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