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中国需要的是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精神——兼与刘军宁先生、秋风先生商榷 >> 阅读
中国需要的是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精神——兼与刘军宁先生、秋风先生商榷
《大国崛起》简单地将荷兰的贸易发达归根于鲱鱼和造船技术，殊不知，基督新教尤其是其中的加尔文主义对荷兰有着绝对性的影响。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在日内瓦的时候，他的思想迅速传播到荷兰。荷兰很快成为一个新教地区。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把16、17世纪荷兰经济强盛的原因归结为新教加尔文宗的影响。荷兰共和国的成立是新教加尔文主义者反抗天主教专制国家西班牙的结果，1581年，由荷兰北方各省组成的三级会议宣布废黜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正式成立尼德兰联省共和国（1579—1795）。尼德兰革命以新教加尔文主义为旗帜，要求信仰自由和自治、独立，终于开启了人类民主宪政共和的先河。
《大国崛起》对1588年英国大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明明片中接受采访的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理查德·哈丁说：“英西战争源于宗教改革。16世纪30年代，英国已经变成了新教国家。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希望英国恢复信仰天主教，接受（信奉天主教的王室成员）亨利八世女儿玛丽的管制。”但画蛇添足的画外音却说：“除了宗教信仰，让西班牙国王挥戈动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英格兰人正在试图抢占和扩大海上优势，西班牙帝国的利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侵犯。” 实际上这主要是一场宗教战争，其次才是所谓的争霸。
对1688年的光荣革命，明明片中接受采访的英国历史学会主席巴里·考沃德说：“他（詹姆士二世）拥护者中的一些主要成员给詹姆士二世的女婿, 荷兰的一位新教君主威廉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他们邀请他来帮助反抗詹姆士二世的统治。”但《大国崛起》却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克伦威尔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实际上克伦威尔是清教徒的代表，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英国清教徒一个世纪来对国教（天主教）的斗争、博弈和战争的胜利。在这里，信仰的因素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克伦威尔（公元1599～公元1658）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他的信仰决定了他与持受国教（天主教）的国王进行著名的清教徒战争，战争的胜利确定了政教分离、制衡王权的政治体制和废除主教专制、各教会自治平等等信仰自由原则。虽然克伦威尔在局面失控的情况下实行了一段时间独裁，但他对民主政体的贡献是无法埋没的。克伦威尔从不偏激，从未曾接受王位和建立永久性的独裁统治。他的统治通常是温厚宽容的。
克伦威尔胜利的结果使民主政体在英国得到了持续和巩固。（克伦威尔后来经历了挫折，其子继位后失去对局面的控制，查理二世复辟。但是，英国走向宪政的局面在清教徒的抗争下已经不可逆转。）民主势力在英国的胜利对于在欧洲、在美国以及英国先前的殖民地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建立民主政体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英国在世界上只是个弹丸之地，但是民主政体却从英国涌向世界的其他某些范围不小的地区。有人对克伦威尔与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进行了有趣的对比，克伦威尔基本上是一个实干家，洛克则是一个思想家，虽然很难估计各人的相对重要性。根据洛克时代的才智状况来看，即使没有他本人，与之非常近似的政治思想也许会有人不久就会提出来。但是假如没有克伦威尔，议会很可能在英国内战中失败。
新教对美国的决定性影响已经众所周知、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无法否认，古今中外文字也实在太多，除了象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这样的人类经典外，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一两年由中国基督徒于歌所写的《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外交与政治》非常切中要害，拙作《天职》则是从经济伦理角度揭示美国清教徒精神的。
一切正如神学家伯特纳认为：英国和美国这股争取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奋斗精神，是新教加尔文主义孕育出来的；而实践这个精神，使它成为具体制度的，也多半是加尔文主义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说：“加尔文是‘美国之父’，不尊敬这份回忆和尊重加尔文之影响的人，就是不知道美国自由之来源的人。”加尔文成为近代历史上最英勇的法国胡格诺派、荷兰乞丐派、英格兰清教徒、苏格兰誓约派和美国新英格地区清教徒之父，他们都以为了良心自由的缘故可以牺牲世界上任何东西而闻名于世。
四
信仰在当代的意义
正如秋风先生在他关于文艺复兴的两文中所意识到的，当代需要的不是以解放人欲、建构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文艺复兴和启蒙哲学，而“需要社会复兴运动与道德重建运动，重新建立起对于道德、宗教、习俗、共同体生活的尊重，建立起平衡欲望与规则的道德秩序、平衡个人与社团的社会秩序。”虽然秋风先生意识到了道德秩序、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指向这些秩序背后的根源和基石，没有上升到信仰的高度，虽然他认为“个体的尊严需要在超越动物性存在的层面上、即在人的社会性、道德性存在中去寻找。”但这一思路却出自他所批判的理性主义者如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他隔靴搔痒，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的尊严来自上帝的创造、人权的尊重来自对上帝的荣耀和尊崇。他还是拘囿于人的理性，没有走向其真正的反面——信仰或启示。
如秋风先生所言，“要树立人的尊严，即应对这种物质主义、虚无主义，因而，当代中国确实需要一场精神变革。”但是，只有宗教的高尚追求才能让人树立高于物质利益之上的需求，才能不被物质和肉体欲望所禁锢，放射出人类精神的魅力和信仰的圣洁，凝聚起人类对社会公义和共同体命运的热衷和奉献；只有信仰的缔造和自由才能维护人类基本的尊严和权利，从而成为其他自由的最坚固的奠基石；只有高声赞美上帝的荣耀和辉煌，才能维护住人性的高贵和圣洁，才能得到保障人权的最充分理由——人是上帝用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也是上帝用他儿子道成肉身、钉死十字架的重价赎回来的。从来没有一个宗教，象基督教那样其主宰者为被造物而牺牲。（具体见《圣经》）。只有高扬神权，才能高扬人权；只有高扬神权，才能克制住人性之恶，张扬出人性之善。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正如在《圣经》中保罗所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在笔者不长的信仰历程中，我看到难以计数以前浑浑噩噩、陷在肉欲和逐利之中的人因为生命的重生而将目光开始关注到他人的幸福、社会的公义和国家的复兴上，上帝真的在不长的时间里将他们的生命改变、将他们高举，让他们追求公义、公正和博爱。象那些由河南农村基督徒原创的赞美诗歌《中国的早晨5点钟》《天上的河》等等，所唱出来的对民族和中国共同体的爱是让人震撼的。笔者也曾因专制的逼迫而一度绝望沉沦，但自归信基督后，那些高于物质利益之上的目标再一次唤醒了沉睡的心灵，信仰确实给人希望、给人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