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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的是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精神——兼与刘军宁先生、秋风先生商榷
二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劣根
虽然正如刘军宁先生考证的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都是基督徒，但他们在强调人性的同时，过分张扬了人的欲望，助长了人性之恶。他们谋求人的解放，但冲出牢狱的人如果没有上帝的约束，同样也会成为他人的地狱。人始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就是得救的基督徒，也由于肉体的存在，还要靠上帝不断与罪性争战，这就是所谓的“一次得救、一生成圣”。但人文主义者没有这样的谦卑，他们高扬了人性之恶、造成了社会道德的堕落、从而也无法通过正确把握人性来建构一个较理想的政体。正如秋风先生在《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还是别的运动？》一文中指出：文艺复兴时代是自我发现、个性解放、信仰普遍解体的时代，那里充斥了耳目之欲、偷情，以及玩弄权谋；对个人欲望和利益如此狂热的追逐，并没有像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通往保障自由的政体。
我们的时代也验证了这一点。那个1980年代解放人性的代表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的作者，不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毫无人权、民主乃至宪政诉求了吗？那个拍出张扬人欲的《红高粱》的导演，不是在高唱专制者、国家主义者就是《英雄》吗？他们代表了成千上万当年高呼自由的中国人文主义者的蜕变、堕落轨迹，也代表了当下这个道德败坏、社会公义跌入深渊的悲凉现实背后人文主义者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们再来看看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确实谋求个人从王权专制和教权专制（而不是神权）下的解放，但是它要树立的却是一个不要上帝、或者个人就是上帝的国度，而且启蒙运动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崇拜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性万能，能解决所有自然与社会问题，他们觉得世界上没有人的思维思考能力解决不了的问题，并用理性建构一个美好的社会，用人的力量在地上建立起来。这突出的表现在欧陆的笛卡尔、伏尔泰、卢梭身上，发展到德国，到黑格尔那里成为理性主义的思想帝国，又演变为马克思主义开始实践既用理性也用暴力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出来。
在启蒙哲学中，人成为一个自足的实体，他就是宇宙的原点，也是宇宙的目的，更是将天国理想实践在地上的主体。理性主义者从这个原子式个体出发，运用逻辑演绎的方式构造一切社会形态，并不惜运用人的劣性及暴力颠覆既有的一切道德、经济、政治架构，强制实现理性建构的完美社会形态。这种由原子式的个人通过自由选择构造社会的理念，被哈耶克称为“建构理性主义”。正如秋风先生所言：启蒙哲学家相信，只有经由个体契约有意识地构造出来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于人性的社会。反过来可以说，人完全可以按照理性的设计达致完美状态。这样的观念，与国家集权专制、计划经济体制及种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乌托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启蒙运动的直接结果就是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个抵挡上帝、人性之恶全然释放从而血流成河、当权者一拨比一拨恐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莫过于革命者将巴黎圣母院改名为理性殿，也莫过于１７９４年牧月２０日，卢梭思想的实践者罗伯斯庇尔登上最高主宰的圣坛，亲手点燃了象征人的理性的无神论塑像，人不再崇拜上帝而开始崇拜自己和自己的理性。但是，“革命所许愿的启蒙精神被视之等闲，它的人道主义观点也被忘却。暴政风靡着全社会。”正如罗伯斯庇尔说：“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恐怖淹没了亵渎上帝的法国革命者，罗伯斯庇尔的头颅也被斩下。
亵渎上帝的人类并没有随着法国大革命的隐退而减退高抬自己理性的努力，渎神者从法国人又转移到德国人。黑格尔，这个自诩为启蒙运动的继承人，却成为两个现代左右法西斯主义的深层思想资源，正如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丹麦人克尔凯郭尔所说：“我在黑格尔哲学前面发抖，就象生命在死亡前面发抖一样”。贬抑宗教改革，抬高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贯的做法，今人深受其害。马克思是个黑格尔主义者，也是个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集体主义者。他唯物、强调经济和物质层面对社会的意义，他比所有建构理性主义者都彻底，因为他呼吁暴力革命、用枪炮来缔造伊甸园。
马克思比较喜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尤其他喜欢法国大革命，因为这里他看到了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影子，这个高扬人却践踏上帝的革命最终导致人权的沦落和人的生命权的剥夺。当然马克思也喜欢卢梭，卢梭实际上是集体暴力、集体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开山祖师爷，不要看卢梭在反对王权专制时非常革命和激进，但他导致的同样是暴政和对神的践踏，整个法国大革命就是他的政治哲学的实践。中国人从小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看到的是马克思所钟情的卢梭、罗伯斯庇尔、巴黎公社这条路线的高扬，看到的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几乎看不见真正缔造人权和人性自由、宪政和民主的宗教改革这条路线。就连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顾准先生在他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虽然提出“娜拉出走”之后要用经验主义，但这个经验主义也内含在理性之中，他对理性仍然坚信不疑，对基督教耿耿于怀，他在文章中说：我认为没有人的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他的观点代表了当下大部分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象顾肃先生的名著《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也通篇是人的理性的自豪，对宗教信仰着墨不多。中国人以自己的历史与处境，是很难想象到宗教对西方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并且是决定性的。
三
新教信仰在民主宪政史上的意义
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我们要的是结好果子的好树，而不是结坏果子的坏树。通过历史经验，我们就可以看到，不是无神论、理性主义最后导致了自由和民主，恰恰是新教改革以来信仰的归正，才导致一个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的诞生和个人自由的最终落成。如果继续轻视和漠视宗教信仰的历史贡献，那就犯了与代表当前官方思想最高水平的政论片《大国崛起》一样的错误。在该片中，且不论没有揭示出葡萄牙、西班牙地理大发现、大航海的真实原因：在基督再来之前，为传播福音必须走到地极！（正如该片也提到的当印度人问欧洲远航者到来的目的时，达·伽马很简练地回答说：“基督徒，香料”）就是在对荷兰、英国崛起过程的信仰因素，也闪烁其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