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晚清改革与革命互相赛跑酿造的悲剧

 

革命党人就死死地抓住这一点，每出来一个政策，别人说原来清政府不改，每个所谓的改革方案，出来一次，支持他的人就少一批，支持孙中山的人就多一批，所以梁启超也很无奈，他在1907年，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梁启超在1907年初在《新民丛报》发了一篇文章，文章实际上是看到了后来的结局，这篇文章题目叫“现政府与革命党”，他在文章中很无奈，因为他是坚决反对革命的，反对革命党，但他很客观，虽然是反对他，是这样写的：“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也就是说现政府不改革，就使这些主张改革的体制内的人越来越极端，跑到那边去，跑到革命党人那边去。我想说，清政府的政策，在革命和立宪的赛跑，和改革的赛跑中，革命党越来越快，革命的步伐越来越快，这一步伐的快，给他加油的不是别人，就是清政府，所以梁启超在论辩中，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开始觉得很有道理，后来觉得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清政府要改革的基础上，事实上证明不改，那就毫无办法。梁启超这篇文章发表不久，清政府也很奇怪，为了证明政府制造革命，在1908年公布了我要立宪，1908年秋天……

 

雷颐：1908年秋天，公布了钦定宪法这个大纲，总共有14条，我简单介绍一下宪法的草案。清政府说我要立宪，就派了很多人考察各个国家，最理想的是日本明治宪法，明治宪法是模仿了普鲁士的宪法，而日本明治宪法，觉得普鲁士的皇帝权力太小，就修改了明治皇帝的权力，比普鲁士国王的权力要大。清政府还不甘心全部模仿，要保持他的特色，觉得明治天皇的权力小。所以清政府颁布的皇家的权力，与日本明治天皇还要大。日本是模仿普鲁士的宪法，公民权利比普鲁士的公民权利还要少，我们知道普鲁士公民权力是很小的，你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儿受排挤，流亡到英国，在普鲁士就呆不住，好歹普鲁士没有给他杀掉，日本还觉得普鲁士的公民权利多了。清政府觉得日本明治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还多，所以又比明治宪法又缩小了一步。当时的明治宪法规定，臣民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15条，而清政府简化为9条，比如说明治宪法中居住迁徙的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自由，包括经过申请可以游行等自由，在清政府公布的草案中全没有，这一公布之后，所有的人都表示反对，革命党人不用说，本来就是无论政府说什么，都说你是坏的，所以这个你本身做得不好，就更要说是坏的。政府内部的改良派，那些士绅，也都更加失望，发文章公开地谴责清政府，政府宁肯与人民一纸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事实，号召人民起来与之争者，人民要起来维权，不要争空文。这是士绅，不是革命党人。从1907年起，立宪派就酝酿着开始发动请愿，要求立宪，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一切地方的士绅和商界首领要求更加厉害。

 

从1910年1月11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和大商人发起了4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后的呼声越来越响，但清政府，就是不妥协，一点不愿意放弃任何的一点权力，相反对开国会的这些请愿，都是士绅，一次比一次镇压激烈，每镇压一次，有一批人，这些士绅，看来我们要搞革命了，这个政府没法让他和平的妥协。所以，一点都不变化。现在研究者，总想搞清政府搞立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的人说是真的，有的人说假的，其实从我们现在来说是要真立宪还是假立宪，意义已经不是很大，更重要的，对于当时的社会心理来说，尤其是统治基础，那些士绅认为它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如果大家认为都是真的，哪怕是假的，那基础就很稳固，这其实是一个政府公信力的问题，政府没有公信力，它从前的所作所为，没有公信力，那些士绅都认为是假的，这时候，统治基础就非常薄弱了。或者说改革的方案没有满足整个社会心理预期，这个时候，我们看看，孙中山革命党人就不断的起义，一次一次失败，失败了，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8日，要求改革的力量太强大了。所谓的士绅立宪派，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基础，比现在我们说的中产阶级还要强大、有力量得多，我们今天所谓中产阶级主要是指生活上财富概念比较富有，而那时候的士绅除了特别有钱以外，因为中国传统是由士绅负责地方治安，有相当大的权力对于地方各种事务。这个是清政府保证社会稳定的基础，当这个基础都开始背叛你的时候，你政权就很不稳了，但清政府对这一点居然毫无感觉，在1911年5月8日，要求改革的力量太强，它说再过几年再开国会，先成立一个内阁，宣布了这个内阁由13人组成，其中9个满族，4个是汉族，9个满族中，7个皇族成员，内阁总理大臣也是皇族，这完全违反了外国或者现在政治学一个基本概念，皇族成员不能是内阁阁员，内阁对皇家负责，干不好可以辞职，皇族成员不能当内阁阁员，这就证明了你还是搞假的改革。这时候，张謇这些立宪派对这点非常失望，更加愤怒了，说这违反了这些，要求他改变，这些士绅还是想妥协，还是不希望更激烈，既然这样，我们应该和朝廷各做一步妥协，我们也认了，有一些皇族可以当内阁成员，但是内阁总理大臣，相当于首相或总理，他本人不能是皇族，这是最起码的，其他部长是皇族，我们也认了。结果清政府收到以后，也很愤怒，给他们训了一通，这是我们皇家的事，大清是我的天下，你们这些人别以为你们有多大的权力来指手划脚，已经到这个时候了，还采取这个方法，这些人觉得1911年的5月爆发了，皇族内阁一宣布，所有的人对它，指士绅，有钱人，它的社会基础，觉得它已经完全不可信，不可用了，完全要离他而去了，这个形势只等哪儿有火花就会爆炸，哪儿刮风就会把它推倒了。清政府还感觉不到，过了不久提出了铁路国有，之后就兴起保路运动。铁路国有是怎么回事呢？清政府开始修铁路一直反对，到几年之后，它意识到修铁路给国家政府带来好处，就主张多修，修铁路又没有钱，怎么办？就让商人自己组建公司修，我到时候收税就可以。当各个地方的铁路公司都成立了，商人都开始修了，修了一段时间之后，清政府和外国人银行团谈判，大量贷款有了，知道铁路很能赚钱，中国政府觉得我让你发财，你发了财，我想收回来就是我的。清政府说，我们有钱了，铁路要由国家办，商人必须交回来，你不是股份制吗？我们买回来，但清政府不按照市场价格，必须用极低的价格卖给我，商人不干，湖广的士绅就掀起保路，湖广的商人是从朝廷退休的，跟老百姓的关系密切，跟朝廷关系密切，湖广的商人一闹，清政府就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好，不让你们赔本，你把路权给我，我把钱都给你，湖广的运动就沉寂了就消停了。而广东的，你必须按照我给你的价格，广东的都是华侨商人，华侨商人跟朝廷没有关系，跟老百姓也没关系，老百姓觉得商人赚钱亏了，亏赚都是你们的事，广东华侨商人就发现，只能说投资环境不好，我认了，就走了，我就撤资回去了。关键是四川，四川因为当时采取一些政策，包括一些四川人觉得川汉铁路，觉得入原始股，人人能赚钱发财，很多农民都入股，把土地入股，还有把自己积蓄准备盖房子的钱也入了，从最富的富翁到非常穷的穷人，都买了川汉铁路原始股。这时候清政府没有那么多钱，川汉铁路，就坚持一定要规定很低的价格，必须用这个价格卖给我。对于富人来说，损失了以后，哪怕很多，也是一部分财产，但是对于穷人来说，哪怕很小，也是他的全部家当，统统都卖给你，那就没了，所以四川的民众很愤怒，兴起保路运动，首先是领导都是对富有的那一层，往往他们的行动，最温和的，他们采取和平请愿，文明征路，把当年朝廷允许那些民办铁路，用今天的话说，红头文件，带到朝廷的红头文件，大家烧香，当时是你政府自己定下的，让投资不收回，现在你自己又改变主意了，中国这种官场政府，从来是这样，让你发财是我对你的恩赐，当我觉得你发够了，我有需要的时候，想用什么价格收回来，现在照样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煤矿不景气的时候就提出一些优惠条件，让私人投资，现在煤矿价格上来就必须卖给我，不管从前跟你定了什么样的价格，不管到期没到期，必须就是这个价格，不行的话，各种检查你都不合格。所以我看这次，李书福吉利汽车说，中国市场经济，感觉我们民营企业要在党的领导下，党让做什么，做什么。企业要听党的话。

 

当时四川就保路，但赵尔丰把最上层的领导者抓了，之后又有一批人起了，就提出来，要求放人，围着总督府去示威，总督就下令开枪，开枪打死了30多个人，整个四川更愤怒了，全四川就暴动了，这时就从湖北调新军去镇压，革命党人在新军活动，在1911年10月10日，打了两枪，一个王朝就这么垮了，我们可以说，从起来之后，一些事实来看，起义一发生，才打了几枪，双方交战的时候，湖广总督瑞澂就跑了，他把司令部设在长江的一个军舰上，意味着随时可以跑了。朝廷马上决定派军队去镇压，当时袁世凯还没出来，让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兵去镇压，他坐的火车到了，到了信阳之后，就不敢进湖北，在信阳，把自己司令部停在信阳，这个时候，朝廷就很愤怒，让你率军前线，不去赶到前线，你司令部必须跨进湖北，在强大压力下，他才说，没有办法，只能坐火车把司令部开到湖北，开到武汉附近，但要求把司令部设在列车上，并要求赶紧再调个车头来，等于前后各挂一个车头，意味着随时可以跑，你说官员都是这样，也说明吏制，官员的制度是腐败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维持多久？所以更重要的，因为刚才没有讲，我觉得这个政权垮台更重要的是经济制度，政治上的很多绅商都离它而去，从经济制度上来说，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制度，为什么这些士绅一定要开国会、要立宪，除了觉得制度能使国家强大以外，另外跟他们感到在皇权专制之下，财产权没有保障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举个例子说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变化，比如说中国是有私人经济，是允许私人经济发展的，但近代也一样，传统的钱票，票号，饭馆，都可以，但是我们刚才讲到，连清政府的官员，像曾、左、李，还不是半私人企业，他们那么有权威，用现代化的机器生产枪炮都遇到那么大阻力，开始坚决不许的时候，如果老百姓想用机器生产民用品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曾经有一个华侨商人，用压米机，从外国进口，马上就给拆了，坚决不许私人从事新式工商业，当洋务运动用机器生产枪炮给国家的时候，只是我生产的枪炮，几乎国家和国家自己不存在买卖关系，军工厂生产枪炮供军队用。问题是清政府一直很缺钱，很多人要给停掉，李鸿章他们说不能停，停了国家怎么办，不能生产枪炮，李鸿章提出来一个折衷的办法，我们用一个东西来赚钱。怎么赚？他知道，用机器生产枪炮，军用品不卖都遭到那么多反对，那么，为了养活这个，我们可以生产一些民用品，清政府最后考虑，觉得没有办法就同意了，但是不许私人办，要办这些民用品的工厂，但清政府没有那么多钱了，李鸿章想了一个办法，官督商办，商人经营，名义上注册是国家的，这是中国洋务运动走了重要一步，用机器生产民用品，追求利润，以前造枪造炮是为了求强，生产民用品就是为了求富，从求强到求富，追求利润就带有很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面临着一个问题，产权不清，从注册上来说是国家的，从实际出资人和经营人，主要是商人，到后来做的很大，究竟这个钱属于谁，商人觉得都是我出的钱，我经营当然都是我的，清政府觉得，开始注册是国家的，轮船招商局都是国家的，所以就面临产权不清，在这个时候，李鸿章是主张支持商人的，他有权力的时候，支持商人多干多得，后来有些官员不同意，觉得是国家的，提出要查账，后来李鸿章失势，袁世凯得势，他主张要靠国家的现代化。

 

四川的铁路收回国有之前，实际上是袁世凯采取这个，说官督商办企业必须收回，这也就是说，官督商办导致产权不清，但这是中国，完全不许有新式企业到有新式企业生产民用品，是过渡的一步，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初，也是不许私人办企业，所以当时有一个名字带红帽子，后来有一些企业做得很大，就面临企业属于谁，觉得是我的，当地政府，集体觉得是我的，双方没有弄清，往往是个人，如果弄不好，侵吞集体财产，就判刑。有的人就比较狡猾，做得是比较成功，各种转制，转来转去就变成民营企业，产权不清是个问题，那么袁世凯对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就提出有一个极低的价格卖给，当时维护商人利益的是盛宣怀，从前有李鸿章的支持，但李鸿章死了之后，就斗不过袁世凯，商人用极低的价格把这些东西卖给了袁世凯，后来1908年慈禧和光绪去世之后，载沣不信任袁世凯，把他赶回家了，盛宣怀经过斗争之后，发现不当官不行，他已经花了大量的银子，贿赂朝廷里的人，他这时就当官了，袁世凯这时没有了，他当官的第一件事，就把袁世凯当年用比较低的价格，买商人的股份，就给商人做了一些补偿。但是铁路国有是他做的，后来他当了邮政大臣，包括当时交通、铁路也属于国家管的，也属邮船部管，他提出来，要收回国有，又把袁世凯当年对他的政策又去对待那些修铁路的商人，中国人往往这样，立场一变，屁股决定脑袋，一当官就决定要用当年袁世凯对他的手段，对其他的商人，就导致了后来的倒台。这就是经济政策极其不稳固，政权最稳固，变化最小的政策应该是经济政策，当经济政策经常180度大转弯，一会儿又支持商人，李鸿章得势就支持商人，袁世凯得势就整肃商人，商人觉得没有把握，我没有把握，我希望立宪，只要有宪法，只要我不违宪，我就可以预期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