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晚清改革与革命互相赛跑酿造的悲剧

 

实际上， 清政府没有稳定的经济政策，1908年慈禧光绪去世了之后，本来1906年的改革，汉人就不满，载沣进一步收缩了军队的权力，觉得汉人的军队权力太大了，包括财政权力，实际上他又没有这个力量，我们刚才讲到，武昌起义，开始起来，就是武汉的立宪派人起来表示支持，通报全国表示支持，希望全国的士绅都支持，南方各省，都是立宪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上海，现在起最大的作用是上海商团，他们打下来了很多据点，商人自己的武装。我们之前强调革命（中）立宪派（的）参与是一个妥协，是辛亥革命带有不彻底，不太愿意更多地说立宪派的作用，实际上立宪派起的作用特别大，尤其在南方这些省份，包括浙江也是，立宪派和督抚一和解就成了，江苏最明显，就是这些立宪派商会首领和当时巡抚一商量，咱们宣布独立，也就是支持革命党，他们觉得这个太温和不像革命，革命总要有点暴力，反正中国房子也矮，就用一个竹竿把房子的瓦捅掉几块表示就算暴力了。包括江西也是这样，南方绝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联合起来，立宪党人起的作用更大一些，北方起作用更大的是山西革命党，阎锡山一起来，山西最富有的渠本翘马上给他大量的钱，在前途未卜，究竟是革命党胜还是清军胜的时候，渠本翘捐了大量的钱，正是有了这些钱才能干其他事儿，才能稳固下来。

 

也就是说，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商人他得罪了，清政府的政策导致的，大商人、大士绅，一些汉族的官员也得罪了，所以垮台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从近代以来，一路下来，清政府每一步都是被动的，从来没有主动做过什么改革，每一步总是在下一步才做上一步应该做的事情，它就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的更多，它又不愿意，总是被推着走，被命运，被形势推着走，最后的破产，就像一个企业，欠债利息越来越多，最后负担不了，就是垮台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部晚清史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清政府自己不作为，倒行逆施，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多。顺便我讲一下，对辛亥革命之后，导致了什么混乱，对辛亥革命现在也各种观点都有，我学历史，认为分析它的原因是更重要的，对辛亥革命后来产生的各种问题，从前是完全肯定，现在就指出暴力、激进的，各种各样的负面后果，有人肯定辛亥革命，有人否定辛亥革命，我觉得各有各的道理，这是一种价值判断，但对于研究历史，多读历史书，慢慢会养成分析历史，首先肯定他、否定他都有道理，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要分析是怎么产生的，不能说我否定他就不应该产生，如果是否定他，我们要今后避免这种，我们应该看，客观冷静地分析，这点我始终强调，觉得梁启超的态度很难得，他当时一直主要和孙中山论战，他还是很客观，分析为什么会成功，这不是革命党人，是清政府自己的政策，制造了革命党。我觉得我们希望一个社会从上到下，主动的变革是最好的社会，这是一种最好的。并且双方都要妥协，在这个矛盾中，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是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应该妥协，应该改革，统治阶级不改革的时候，后果就会支持激进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很多人就觉得我跟你共同灭亡得了，这个社会就很可怕，像革命党人激进党人在任何社会任何朝代任何时候都有的，但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或者统治者能不断的改良革命，这种人只能是很少数的边缘人，不可能成为一个舞台中央主导历史发展的一个动力，我们知道任何朝代包括现在任何国家都有对自己本国政权，本国政府非常不满的人，美国想推翻美国政权的人也有很多，激烈批评美国一切的，但他从来只能居边缘地带。我总举一个例子，研究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读列宁、斯大林，读列宁在“文革“期间可以读的书不多，后来给我们发了列宁夫人的回忆录，列宁特别不喜欢瑞士，他流亡瑞士，过得挺好，但他非常讨厌瑞士，觉得是小市民的庸俗，现在我突然想起来，把他的书拿出来，现在从我历史研究的角度，我看他确实在瑞士过的很好，关键是他那种共产国际的观念，工人阶级都应该起来革命，推翻本国统治者，他发现瑞士工人都没有这种观念，他想组织瑞士的工人起来，组织共产党，就动员不起来，列宁夫人写，列宁发现写瑞士人生活太好了，很多家庭妇女最喜欢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波斯地毯洗一洗，他们把一些俄国流亡者，组织做一些革命宣传的讲座，让瑞士人、工人领袖来听，我们讲了三次之后，留下来的都是我们俄国流亡者和波兰革命者，瑞士人都走了，列宁想跟工会领袖见面，对方说没有工夫，星期天要帮我太太洗衣服，那时我要去钓鱼。

 

列宁到疗养院里疗养，瑞士是要得病了，可以免费疗养，列宁夫人写，列宁像猫儿见了腥一样奔着一个工人扑上去，两个星期跟他做工作，那个工人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我一想，一个工人、穷人生病都能免费到疗养院治疗，他还能造什么反？相反，俄国的环境，列宁从瑞士回国，不久就掀起了十月革命，这个事情使我感觉到，古今中外，这种激进，现在好多人都说，我们反思批判激进主义，我觉得这是要反思激进主义的坏处，负面，更重要的，我们要想为什么激进主义会占据主导地位，还是社会的体制有问题，统治者的拒不改良，不与时俱进，有问题，才使激进主义，包括孙中山他自己说，每一次，跟洋人说，那最开始起义就被镇压，全国人都把他视为一个盗寇，从1900年慢慢义和团之后，就同情他的人就多了，到1905年，起义还是失败，但很过人扼腕叹息，说可惜他没有成，这个心态在变化，这就是激进主义怎么样在统治者的帮助下激进主义占据了历史舞台，所以我总是想到，我们预期批判激进主义，不如批判统治者拒不改革，要拒绝极端，只有统治阶级改革，事实上他是堵了激进主义的路，改革之门越宽，革命主义之路越窄，改革的门完全关闭的时候，就是革命的门大开的时候，所以我今天讲了半天，所有的都是在诠释梁启超1907年的每一句话，“革命党者以扑灭县政府为至者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时候的统治者都应该牢记这句话，今天就讲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