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交现代化：清末“华夏中心论”破灭

作者：雷颐来源：《经济观察报》发布时间：2011年07月22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体制的屈从

“华夏中心”的“天下”观必然要在国家体制中得到反映、体现。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以中国那时对外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管理、接待藩属朝贡的机构由“理藩院”和“礼部”分掌。

但鸦片战争开始后，这种状况不得不渐渐改变。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国打交道，虽然中国打了败仗，但清政府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观念和面子还很强，仍视此时的西方列强为传统“狄夷”，不屑与根本不想与之“外交”，所以每当有中外交涉事件，由于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朝廷总是因事随时择人办理。但由于中英签订了不平等《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五口通商，中外交涉遽增。“五口”成为外国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法定地点，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

列强当然不会同意与“理藩院”或“礼部”打交道，于是清政府于1844年设置了五口通商大臣，处理这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传统的对外体制，开始打开一个小小的缝隙。由于这“五口”都在南方，广州历来是对外交往较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开始由两广总督兼任。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人的活动重心向此移动，因此从1859年起改为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如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就兼任通商大臣。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不让外国人进京，以符中国传统体制，而且从观念上说这样清政府仍有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即中国仍是“天朝上国”，那些“蛮夷之邦”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因根本无资格）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同时，还表明清政府认为与西方列强的交涉只是临时性的，拒不建立统一的常设外交机构。但这毕竟又表明清政府被迫承认同西方列强间已不是传统“宗藩”关系。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又以中国惨败告终。中国在1858年6月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列强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清政府不得不增加了许多沿海沿江开放口岸，长江以南由原来的五口增设为十三口，长江以北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俄国早就与中国有来往，以前一直由“礼部”、“理藩院”分管俄国事务，但1858年的中俄《天津条约》中，在俄国要求下，规定今后俄国与中国的外交往来不再由礼部、理藩院掌管，而由俄方与清军机大臣或特派大学士往来照会。与俄国的这种改变，使其他列强也提出类似要求。这样，清廷不能不建立一个中央级的专门对外机构。

对《天津条约》，咸丰皇帝一直非常不满，想以免除全部关税换取《天津条约》各项条款的废除，使中外关系恢复到“五口通商”的水平，但清廷最怕的还是外国公使进京，为避免外国公使到北京换约，清政府提出在上海换约。但是，西方列强坚持公使在北京换约，因此，双方冲突不断，列强最终决定用武力达到目的。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到热河，指定恭亲王奕訢留京与英法联军谈判。10月下旬，奕訢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俄交换《天津条约》并订立《北京条约》。英、法两国公使终于在武力护送下，来到北京，随后，各国外交使节也常驻北京。天朝贯例，又被打开一个缺口。

由于奕訢负责与列强谈判，因此对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格局有较深了解。他考虑到各国公使要常驻北京，再加上列强要求中国成立一个中央级对外交涉机构，于是在1861年1月上奏，提出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交涉事宜。咸丰皇帝批准了奕訢的建议，同意“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咸丰皇帝有意加上“通商”二字，事实上坚持“天朝”与“外夷”间只能是洋人来华的通商关系，而不可能有政治关系。奕訢知道中外已不可能只是通商关系，于是坚请去掉“通商”二字。在奕訢坚持下，咸丰皇帝最终同意去掉“通商”二字。这样，清政府总算有了一个类似于外交部的机构，向现代体系又跨近一步。

按照奕訢原来的设想，总理衙门应是一个权力较大的部门，各省督抚、通商大臣、钦差大臣等有关外国的报折应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直报总理衙门，但并咸丰皇帝否决。咸丰皇帝要求各地督抚仍只对皇帝负责，只向皇帝奏报，有关事件各地可同时咨行礼部，再由礼部转咨总理衙门。这一方面表明咸丰帝有意限制总理衙门，不令其与各省直接发生关系，以防皇上大权受到侵害；另一方面表明咸丰帝仍想尽可能保留传统理藩旧制的某些因素，不愿完全走向现代体系。

奕訢是朝廷内对世界了解最深、最多之人，但他仍认为列强不久就可能离开，中国仍回传统旧制。他在奏请成立时即说：“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而且，为了表示对外的轻视，它成立时的规制就一切因陋就简，暗寓不能与原来各衙门相比，以示中外仍有高低之别。所以，总理衙门的衙址也选定一民宅，由于其大门仍是民宅式样而非官宅，怕外国人抗议，于是仅将大门草草改成官衙式样。更重要的是，由于是临时机构，所以从总理衙门大臣到章京、郎中，全都是兼职。

但事实是，中外交往、交涉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总理衙门这一临时权宜机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不“临时”。随着中外交往越来越多，许多事情非常急迫，地方督抚在上奏的同时往往又直报总理衙门。由于它并非“外交部”，所以与“洋”有关的一切事务几乎都归其管理，从外交、通商到铁路、电报、学校、工厂等等，几乎成为凌驾传统六部之上的“洋务内阁”。所以，有人说总理衙门“与其说是一个外务部，不如说是更像一个内阁”。

总理衙门的成立改变了中国从来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传统，是中国与现代国际体系接轨的重要一步，是中国外交制度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为1901年正式成立外务部打下基础。

当然，这种体制的“接轨”并非易事，在成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保存了旧体制，在一段时间出现了新旧并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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