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稳定

　　于：实际上，这些情况都与当前国家对农村基督教管理比较宽松相联系。地方宗教部门一般都认为，当前宗教局工作的侧重点并不是担心信徒的剧增，而是引导信徒爱国，维护社会稳定、和谐。若发现某乡村有50多人在家庭聚会，宗教管理局的干部会主动与这地方的信徒联系，批准他们建立教堂；若人数少，不具备建立教堂的条件，他们会责成地方“两会”人员做这些信徒的思想工作，引领他们到正规教堂活动，待条件成熟后会立刻批准建立新教堂。

 

　　正是由于有适宜的政策空间，使乡村新建教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反过来，教堂的增多又吸引其他不信者入教、信教者的宣教热情升温，特别是没有教堂的乡村，信徒为了能在本乡村建立教堂，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发展新成员。

 

　　伊：说到教会在发展信教者方面的作用，应注意区分“三自”教会、“独立教会”、“家庭教会”特别是团队式教会不同的态度。一般来说，教会的扩大，对于神职人员和教会在经济上都是有益的，这一点对于团队式的教会就更为明显。

 

　　于：我们基本上讨论清楚了目前基督教快速增长的各方面原因。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和正确认识这种快速增长。现在就有许多人担心，基督教这样发展下去，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快速扩张，会不会对传统文化构成冲击，是否会动摇中华民族的根本？

 

　　伊：是有许多人把基督教的发展视为文化扩张，洪水猛兽。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中国学界对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比如，原儒和官儒哪个能代表传统文化？从原儒的角度看，秦以后儒教文化就不复存在了，真正代表历史的是官方儒学。因此，究竟哪个代表传统文化需要界定。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基督教的影响。中国从来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也是不断有农民起义的原因。欧洲、印度都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所以农民起义很少。中国不一样，存在民间意识形态和官方意识形态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官方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没有宗教超越性的诉求，过于强调追求现实功利性。民间意识形态，以基督教化的拜火教（即祆教或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为根基，加上印度佛教中大乘佛教净土宗的一支弥勒教的巨大影响，形成一种强调救世主、强调反叛的意识形态。从张角、张良的黄巾大起义到太平天国，一脉相承。所以中国意识形态存在上下冲突。后来中国传统民间宗教信仰把外来信仰整个融化吸收，达到一个更完备的形态——即明中期罗清（1442～1527）创立的罗教。它的基本教义即是：“无生老母，真空家乡”和“二宗三际论”，强调龙华初会、龙华二会和龙华三会等。这一切理论，与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都有密切关联，而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又与基督教关系密切。

 

　　所以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就是个伪问题，不存在大家公认的中华传统文化之根，因为其本身从不曾出现过。汉、唐、宋、明、清的文化，本身差距很大，不像英法等国那样有相对统一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我看不出来。

 

　　郑：我比较赞成伊天原所提出的观点。长期以来，我们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将传统文化神圣化，以为传统文化就是神圣的，就是真理，它在中国文化的地位动摇不得。其实并非如此。

 

　　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糟粕的东西，譬如它在道德建设方面的高调，对现代民主法治治理方式的冲击，尤其是将人的人格分为君子小人、且又认为天人可以合一，由此产生缺乏博爱和自省精神的心灵状态，对中国人的幸福带有很大危害。如果说传统文化被冲击，那是它必须面对的局面。如果它被冲击之后一蹶不振，并且陷入一种可怕的消亡状态，不能怪基督教，也不能怪抱持信仰的那些基督徒。

 

　　认为传统文化神圣，其实是保守主义的面具，民族主义的内心世界。我认为，传统文化曾经那么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祖先，所以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必须为其做什么不做什么，不去思考更为广袤的心灵世界，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的封闭状态。可以说，当明知传统文化不能为今天中国人的全面幸福提供精神保障，却又必须坚持它时，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唯一合法性就是民族主义了——严格说是文化民族主义。

 

　　我们知道文化民族主义在特定情况下是可以发展为政治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基督信仰进入中国并且影响民众，事实上消解了民族主义的种种负面因素。那些为中国的现代化而思考的人们，对此应该欢欣鼓舞。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不是一成不变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文化，是不是已经发展到尽头？那些传统文化论者难以自圆其说的是，今天中国的很多物质文化现象，已经被我们视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我们不再认为它是西方或者传统的东西了。以前不是传统的东西，现在却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一直在生成在变迁，战国时的人所理解的传统文化，很难说就是春秋时的人理解的传统文化。在我个人看来，传统完全是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一个状态。只要这个民族认为这个文化是他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这个文化就是传统的。

 

　　到了今天，“五四”新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一部分中国人眼中的传统。从马礼逊（1807年即来华传道的首位基督教教士，英国人，1782～1834）时代算起，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已经长达201年，只要我们的思维开放健全，更可以将其看作中国的传统文化。

 

　　就上述意义而言，抽象保守地谈论传统文化意义不大。如果要思考以什么样的力量来凝聚国人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在我看来，应该是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即以博爱、自省、宽容为核心价值的一种制度构建。就如很多联邦制国家，文化选择不一样，但是大家都爱这个国家。

 

　　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学者和政治家应该把努力点转移到这个领域中来，而不是投入到通过公共权力抵制圣诞节这样的荒诞事情中去。对此，部分原教旨的儒家论者必须有所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