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稳定

　　于：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有些还是特别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不仅信了基督教，有些还在教会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中有些维权人士参与教会，少数人甚至说要把基督教作为推进中国社会民主化的工具，要通过发展基督教，使之变成将来进行民选时期的大票仓。这让执政者深感压力，也为执政者中的一些强硬派提供压制基督教的借口。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这些维权人士在教会中的地位怎样？

 

　　伊：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维权人士加入基督教会分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基督徒，但他们的信仰背景普遍较弱，大都是近几年受洗的；另一种是有一定政治倾向，有政治目的，在目前教会现状下，这些人往往加入团队类型教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才能被教会所接纳，一旦你表现出想利用教会作为政治工具的倾向，教会就会与你分离。所以有政治目的的人只能利用与政府有冲突背景的团队教会，而这种教会又在走向解体和消亡，所以他没有前途，不用过多考虑。嵩县这个地方的教会，因为很封闭，所以还能维持原来的体系，如果打工的人多起来，也会是这种结局，即本地教会只剩老人孩子，打工者在城市里慢慢建立起打工者教会。

 

　　郑：我个人长期从事宪政法学的思考，也思考过中国这几年兴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导的维权运动。于先生所担忧的问题的确存在，对此我也有过一些观察。提到一些人物，有些人还是我的好友。我想问的是，一个公民，他可不可以是基督徒，同时又是一个维权工作者（职业可以是律师）？如果我们认为不是，他就可以反问：究竟是谁做出这个规定？是宪法，还是什么法律，或是基督教的教义？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回答不了这个诘问。于是，答案就顺其自然地产生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公民，他完全可以这么做。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我们中国的政治学者所长期忽视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公民角色冲突的问题，即应该讨论的不是这些维权人士该不该信奉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是他在信奉耶稣基督的时候，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熟读《圣经》和西方文明的朋友其实不难发现，其实基督徒往往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最负责任的公民。

 

　　《圣经》的马太福音第22章第15～22节有这么一段经文，表达了耶稣基督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时有些人要拿政府与信仰的矛盾试探耶稣，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宗教事务局的官员也喜欢以《罗马书》来要求基督徒们，基督徒们也努力去做了。其实，这就可以了。

 

　　一些自认为信奉耶稣基督，或者一些据说利用了教会的人，说了一些狂妄的话。我指出这只是“据说”，乃是想说明这是一个臆断。这个过错究竟应该归给谁？算到具体的人身上，当然非常有道理。我曾经试图从思想文化上揭露出他们狂傲自大的根源。我发现至少有这么几个传统，影响了他们。一个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一个是鲁迅式的民粹主义文学战斗思维；还有一个是卢梭式的浪漫主义思维。其实这些高调传统都来源于普遍的人的罪行，不是基督徒所独有的。在《圣经》中，耶稣所反复批评的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样子。对此，基督教会非常自觉地加以反省。

 

　　上述3种高调道德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的影响，张灏先生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书有很多揭露。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则以一个天主教徒的姿态，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我强调托克维尔的天主教徒身份，是因为我深信耶稣基督的信奉者本质上会是一个宽容的保守主义者，在骨子里与那种革命浪漫主义思潮格格不入。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8节说的。《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43节更是强调，“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多么浩大无边的爱啊，我每次读到这句话，不禁对耶稣基督肃然起敬。需要强调，这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话，不是哪个神秘的人间高手和政治野心家说的。中华民族发展了5000年，有谁说过这样的话，并且去做了？如此一个具备爱和节制精神的信仰团体，过去对此有这样那样的担心，由于了解不多可以理解。对我们这些生长在教会中的人来说，完全不能想象自己会被某些政治野心家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