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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八年年馑:真正的三年自然灾害

作者:杜君立 来源:共识网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11日 点击数: ( 字体: )

  《宝鸡县志》记载:“民国十七年宝鸡亢旱十二个月,禾苗尽死,夏秋无收,粮价腾飞,人曾相食。”“民国十八年,天大早,全年无雨,渭水涸竭,车马通行,禾苗枯死,颗粒无收,亩地换小麦一斗,草根树皮食之殆尽.灾民为了生存,拆房卖地,鬻妻卖子。换粮糊口.无奈中壮者外逃求生,弱者坐以待毙,乞讨者甚多,饿殍遍野.”
 
  《岐山县志》记载了当时的惨状:“无麦无禾,麦仍失种,山童赤地,菜根亦断,拆房卖薪(柴火)以糊口,然斗麦价七八元,房尽而粮仍绝。”当时囤积有粮食的豪门富户乘机抬高粮价,斗麦从四无角钱猛增至二十元(银元)。草根树皮掘食已尽,十室九空。灾民涌入城市,白天乞讨于街头,晚间露宿檐台,不少人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口吐黄水,断气声绝,陈尸道旁无人掩埋。
 
  民国政府只得在宝鸡市西门外挖了两个深坑,名曰“万人坑”,将尸体扔进坑内了事。在扶风县,贫苦农民饿死者日有所闻,扶风县城和绛帐镇平均每日死亡者不下百口。廊檐、街道死尸横陈,时值炎夏,不及分别掩埋,遂掘坑集中掩埋,亦有“万人坑”。扶风全县原有人口160415人,当年死亡52170人,外逃12337人。县东乡的南寨子、南郡村甚至已经绝了人烟。
 
  相比比较富庶的宝鸡岐山扶风,千阳、陇县和麟游县更是赤野千里,青草全无,苗尽枯槁,饥民盈野,草根树皮剥食殆尽,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凤县“饥民以树根、树皮为食,入山逃荒者络绎不绝,横尸遍野”,凤县西门外同样也挖了万人坑,以收集饿死饥民。距离我家咫尺之遥的眉县马家庄原有31户人家,竟有28户因灾绝户。
 
  更为可怕和诡异的是,在这场持续巨旱的惨境中,扶风县在这年冬天竟然遭遇到了特大暴雪,这场暴雪并不是什么瑞雪,而是落井人遇到的从天而降的巨石,直接将苟延残喘的饥民置于绝境。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连降大雪十余天,平地伸及人胫。腊月初又降大雪,气候极严寒,渭河、沣河全部封冻,冰厚近二尺。兽力于冰上行走畅通无阻;百年柿树、石榴树被冻死……正月十四、十五又两降两天大雪,雪片大似铜钱。北部山区道路阻塞,狭口雪深丈余无法行走……贫民有冻掉手指、足趾的……全县死人达六分之一。”这年腊月,相邻的岐山县也“遭受大风雪,饥民多冻死。”
 
  据陕西省“赈济会”当年关于“十八年馑”的统计显示,凤翔、扶风、岐山、眉县四县受灾306678人,死亡186322人,出逃43440人。大灾之后,凤县人口减少了六万人。
 
  这场漫长的灾难并没有结束,民国十九年,西府地区继续干旱,不少县甚至持续干旱到民国二十一年。在此期间,各县又发生了春寒霜冻、暴风、冰雹、黑霜等,收成大减。这一年,旱灾还没有结束,蝗灾又起。民国十九年六月,蝗虫成群,遮天蔽日,令人生畏,所到之处禾苗被扫食殆尽,收成无望。
 
  这场千古奇旱最后在一场暴雨酿成的水灾中结束——当雨来临的时候,竟也是一场灾难。民国二十年夏,头年遭遇暴雪的扶风再次遭遇暴雨,渭河河水暴涨溢出堤坝,渭河两岸水深过丈,秋庄稼悉数被淹,窑洞因暴雨淋浇而崩塌,劫后余生的农民几乎在劫难逃,死亡极其惨重。稍晚时间,眉县连降暴雨,山洪爆发,冲毁庄田,平川一带尽成泽国,墙倒屋塌,人畜淹死者无数。宝鸡渭河南岸地区暴雨成灾,洪水溢出清姜河两岸,益门桥被冲毁;1931年9月18日麟游西部突降暴雨,杜水河涨溢,庄稼被淹150亩;凤县秋雨连绵导致山洪爆发,嘉陵江水泛滥,冲毁农田225亩,冲毁房屋123家,死亡26人……
 
  赈灾救济
 
  从民国17年至民国19年,不仅关中和华北,事实上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灾荒。各地为了有效的组织人力、物力进行赈灾救济工作,从民间到政府纷纷成立了赈灾组织。陕西省于民国 17年成立了“陕西省救灾委员会”,并在各县成立了“救灾分会”。民国18年南京政府成立“全国赈灾委员会”,并公布“民国十八年赈灾公债条例”,规定自本月起按票面九八折发行赈灾公债1000万元,利率月息8厘,由财政部指定在关税增加收入项下拨给还本付息基金,10年内还清本息。
 
  由于陕西的灾情特别严重,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重视,民国18年9月,“全国赈灾委员会”派出“西北灾情视察团”赴陕。视察团抵达西安后,陕西省赈务会(即原省救灾委员会)以及民政教育等政府官员陈述了灾情,期望得到国内外各界重视与支持,拯救陕西灾民,否则“陕西将有灭绝人种之危险。”
 
  次日视察团一行到西安附近的西北二乡、东菜园、含元殿、孙家湾、坑底寨、二府庄、大白杨、火烧壁、西十里铺等地视察。只见秋田枯萎,焦如火焚,玉米只有一尺来高,收获不足一成。地里的棉花也只有一扎高。农民家里吃的只有糠秕,有人甚至吃白土度日。
 
  视察团的车子行驶了不到5分钟,遇见路旁饿死者就达10多个。行走中,忽然觉得一股奇臭扑鼻而来,仔细向当地人一打听,才知那是“万人坑”里死尸腐烂后发出的恶臭。走到“万人坑”,大家看到了更凄惨的景象,偌大个土坑,塞满了尸体,四乡仍不停的往这里运死人,都来不及掩埋。目睹这番惨象,视察团向全国各大报馆拍电通报灾情。其中两封电报内容如下:
 
  12月1日电。上海日报公会,南京复旦社,天津《大公报》,北平《益世报》,前外茶儿胡同十四号马芷庠先生均鉴:关中友重各县,除渭滨滩地稍有收获外,余皆秋收毫无,麦多未种。行其野田地荒芜,蓬蒿没胫。草丛中不时发见破烂衣服与零乱骸骨,盖未经掩埋已被禽兽啄食净尽之路毙也!入其村但见室多泥门堵窗,无人居住,盖自人春以来,俄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村人埋不胜埋,只泥堵其窗户,希图苟安于一时,以致近日各县疫病流行,死亡枕藉。传染既易,死者益多,尤以省西之眉县、乾县、礼泉、武功、扶风等县,渭北之大荔、蒲城、澄城、合阳、三原、泾阳等为最甚。现天仍亢旱,洼地麦苗且日已枯死,滨水之区亦尘深尺许、高原更可想见。且人秋以来、陕南兴、汉所属共五县,亦迭遭水、旱、蝗、雹、匪各灾,日加惨重。灾民除采自树皮草根水之浮萍外,并有掘食一种白土,俗名“观音粉”者。食用既久,往往腹中结成石块,膨胀以死,灾情如此、中外善士若不设法救济、全陕将不免有绝人之患。王淡如、蔡雄霆叩东。
 
  次年2月6日的电文:
 
  顷据调查员报告!吾陕各县秋获未收,冬麦未种。兼之战争复起,交通又梗,灾民际此,惨痛愈甚。尤惨者,妇女被人贩卖者计达10余万,沦为娼妓者亦为数不少。长此以往,陕西人种将濒临绝境。又西安一带,于冬日落雪,厚2寸,但野无青苗,与灾无补,反令饥民冻馁,以故死者日益增加。王淡如、蔡雄霆叩鱼。
 
  在省内外无数绅士学者的奔走呼吁下,全国不少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及个人纷纷捐款捐物支援陕西赈灾工作。至民国19年1月,共收到赈款1489500元,其中南京政府、全国赈灾委员会、冯玉祥将军、于右任、胡次珊、宋哲元诸先生及上海红十字会、北平世界字会等慈善团体都捐了大量的款项。此外,还收到了几乎是从全国各地零星募捐来的款项 37700多元。其中,有捐几百几千的,也有捐几十的。有个捐款人署名“人民自卫团隐名氏”的捐了1元钱。
 
  《同官(今铜川)县志》的“合作救济志”一章,记载有“民国十七年,自夏至冬不雨。十八年,旱灾,大饥,斗粟七元余,人食树皮树根殆尽,死者无算。省赈会发赈二千元,面粉二百袋,华洋义赈会发洋一千元,省政府拨发种籽费三千元,地方捐赈六千三百六十八元”。
 
  民国18年这一年期间,陕西省赈务会代表奔走于南北诸省,一方面努力募捐,一方面从汉口和上海等地购买粮食。另外还获得赈灾公债200万元,实得133万元。这些钱物粮食等对于陕西八百万灾民来说虽是杯水车薪,但还是解决了一部分灾民的困难。
 
  同时,陕西赈务会在西安地区设立了妇孺收容所,收养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儿童。第一收容所在四川会馆,第二收容所在城隍庙,第三收容所在一家平民住所,第四收容所在红十字会,第五收容所在商县会馆,第六收容所在城南兴善寺。
 
  同时西安四周及各县都设置了施粥厂,由赈务会发给受赈者食粥票,填明地址姓名,并造册给粥厂存查。施粥时,检票员查验食粥票,核对底册,然后饥民持竹签排队进厂,男女分列,老弱在前,少壮在后,每人一勺。为防止饥民饱食过度撑死,每人最多只能吃两勺。食粥后竹签收回,食粥票发还本人。
 
  在办施粥厂和收容所的同时,省赈务会还积极进行了平粜、开渠、区田、凿井、筹赈等等事宜。
 
  民国十九年(1930),国民党元老、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来陕赈灾,在灾情最重的扶风县参拜法门寺,朱子桥在此起草了《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呼吁全国各界继续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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