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百家讲坛官方网站>> 民间记忆>>正文内容
民国十八年年馑:真正的三年自然灾害 >> 阅读

民国十八年年馑:真正的三年自然灾害

作者:杜君立 来源:共识网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11日 点击数: ( 字体: )

 
  民国20年5月19日,于右任先生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的报告中批评道:“自民国开国后,不论北洋军阀势力如何顽强,但南有粤而北有陕,革命之势力总时时与军阀奋斗。总理所倡导之义举,陕西亦无役不从。当时在南方则地方富庶,尚有华侨供给,在北方则无一可恃。粮也要穷百姓供给,草也要穷百姓供给,军中一物一事。无不要穷百姓的汗血钱,故地方已精疲力尽。”
 
  第五,交通困难。民国十八年时,陇海铁路尚未修到西安,连年战争也使铁路运力极低。汽车和公路在当时尚属新鲜事物,公路建设刚刚起步,且是土路,也不存在全国性的公路网。汽车刚刚出现在洋人的租界,汽车作为运输工具在当时中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全部进口的汽车和汽油实在太昂贵太奢侈了。当时的运输工具主要靠船和马车,河道干涸使船无法行驶,马车运输因为本身消耗大,效率极低,而且兵荒马乱抓夫派差使民间运输几乎断绝。地方势力的武装割据也使交通阻隔。交通困难一则使难民无法逃离灾区获得救助,二则使赈灾救助无法及时送到灾民手中。据当时的记录,往关中运去一石米的路费竟然要花费10石米,如此高昂的交通成本也是造成灾荒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南京政府新立,励精图治,动用一切舆论,使关中饥荒引发全国关注。虽然各方人士捐募的粮款在外省待运,只可惜全国交通环境恶劣,局势动荡不定。为防止被地方军阀土匪劫掠,上海、徐州、蚌埠、丰台等地的赈粮只能小批小批地运往陕西,使灾荒最后扩大。
 
  第六,鸦片之害。鸦片最早作为奢侈品被英国走私进入中国,从而引发两次鸦片战争,最后导致清政府倒台。进入民国后,屡禁不止的鸦片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和出口国。清末时期,中国男子中瘾君子比例高达70%;民国时期,吸食鸦片的比例依然在总人口的10%以上。鸦片税成为政府的主要税源。鸦片经济的兴盛,一方面使无数农民因吸毒而致贫致病,另一方面占用大量耕地,挤占本来就低至温饱的粮食生产。党晴梵于民国20年1月在《陕灾月刊》上撰文指出:“在关中西部的眉县,水田肥地皆种烟苗,农民大多吸食鸦片,致使粮食异常缺乏,而农民体力又弱,一遇旱灾,即束手待毙。村落为墟,田地荒芜……”饥荒发生时,瘾君子无疑成为最早一批受害者,而吸烟者一般为男人。一旦鸦片断绝,吸烟者顿时崩溃,行动不便的小脚女人和老人孩子随之陷入困境。另外一点,当时尚未进入商品时代和石化时代,用于制作衣物的棉花同样需要占用大量耕地,使粮食空间更加受到挤压。埃德加斯诺在当时在华北游历访问,他发现无论走到哪里,大片大片上好的土地上都种着鸦片……不应忘记,鸦片在当时还具有货币功能。
 
  第七,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学鼻祖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因此人口的增长要快于粮食的增长。当人口超过粮食所能供养的极限时,就会发生饥荒、战争和瘟疫,由此产生的大量死亡导致人口减少,使人口与粮食重新恢复均衡。在传统农业时代,人类发展屡屡进入马尔萨斯陷阱,在“削减”掉大量人口后,重新回到太平盛世。民国时期的中国刚开始工业化进程,但连年的战争使发展步履维艰,农业和传统手工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工业和商业所占比例极低。也就是说,90%的人口都是生产粮食的农业人口,粮食剩余本来就极其有限,而且都被新增加的人口所消耗。进入民国,中国人口增长开始加速,民国18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破纪录的5亿,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上,这无疑是一个人口极限。就陕西而言,民国18年年馑之前人口总量达到1300多万——这是70年后全省人口又一次超过1300万。同治元年(公元1862)陕西人口第一次达到1394万,不久关中即爆发了残酷至极的种族大屠杀,到光绪五年(1879),人口锐减至772万。短短10余年间,全省人口损失高达622万,有一半左右人口死亡。民国18年年馑如同同治大屠杀的重演,只不过将人的屠杀换成了大自然的屠杀,活生生将人口减少了一半。
 
  一场巨大的灾难总是因为很多不祥的因素偶然地相遇在一起,我们很难说哪个因素不重要,或者哪个因素很重要。灾难的发生或者是一种偶然,但也意味着一种必然。灾难之所以发展得如此深重和残酷,是因为很多最糟糕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顺着这个线索,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原因,比如气象预报能力低或者医疗水平落后等等。《农民日记》的作者侯永禄曾经记录下他母亲的一段话:“我一辈子养过10个娃,现在只有你一个在我跟前,就你二姐五姐在世,那7个都不在了。你三姐贞芳结婚不几年患痨病死了,你妹子京叶5岁害病,让你去街上抓药,药还没抓回来人就死了。还有以前早生的那4个娃,连名字都没起就死了。 ”
 
  如果我们将这场灾难同它前后和同时所发生在关中、中国和地球上的其它类似悲剧相比较,或许我们就会明白老子曾经说过的那些话的良苦用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是卑微的、脆弱的。
 
  多灾多难
 
  农业经济从来就是充满风险的,这种守株待兔、枯燥无味、极其辛苦的劳动模式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能承受和忍受的民族。人本来就是自然之子,而农业几乎全依赖自然的赏赐。即使在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自然变化仍是影响我国粮食生产乃至农业波动的主要因素。比如今年春天发生在西南的旱灾震动了全国,即使用尽各种高科技的解数,面对老天爷,我们还是只有哀叹的份儿。
 
  从历史上看,位于季风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依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统计,“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以黄河为例,这条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民国以前的2500年间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真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的民族是无论如何对付不了如此密集、暴烈的天灾的。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已经不错,一旦遭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确实就是“糊口经济”,至少对大多数底层民众来说就是这样。
 
  奇异的现象是,天灾似乎总是与人祸结伴而行。近代中国可谓灾难深重,左手鸦片右手钢炮的洋人与国内的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白彦虎等大规模的杀戮此起彼伏杀声四起。与一场场人祸相伴而行的是天灾:光绪2年华北连续三年大旱,黄河中下游地区有1300多万人死亡;光绪22年,一场台风和海啸扫荡了刚刚诞生的上海,10余万人遭遇没顶之灾。
 
  进入群雄争霸的民国时期以后,饥荒已经如影随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常便饭。当时中国人口出生率极高,一对夫妻动辄生七八个孩子,但人口却不见增长,原因是婴儿死亡率奇高,生的多死的多,死的多又必须生的多。在如此恶性循环中,人命如蚁。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民国18年年馑时,25岁的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来到内蒙古采访。在乌兰察布盟的土默特右旗,他目睹了一场令他瞠目结舌的饥荒惨况:这里没有兵燹,可以说是安宁平和,也可以说是——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连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骨头脆如蛋壳。所见尽是些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的活尸首:“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把什么都卖了——房上的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
 
  饥饿的人们无力走出纵横千里的饥饿圈,只好卖儿女卖婆姨卖自己。佳县黄河岸边渡口是卖人的市场,陕北人向山西人卖自己的亲骨肉。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黑压压一片,没有哭泣,没有离愁,只有刻骨剜心的饥饿,阴森的死亡之气把他们吓住了,都盼望快有人来把自己领走。卖不出去的人就地饿死在那里,最后连人贩子也饿死了。而后来者又黑压压地来到尸体边继续等死。很多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这就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华北西北大饥荒的一角。
 
  民国24年,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四川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一张人吃人的照片亲自交给蒋介石……
 
  民国31年,“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洛阳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1964年,白修德获得晚到的普利策新闻奖。当代河南作家刘震云曾经写了一篇《温故1942》的小说,其中有一个细节讲道:一个饥民用刀子割一个“死人”身上的肉吃,刀子下去,“死人”呻吟道:我还活着哩……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转到
收藏打印文章查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