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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八年年馑：真正的三年自然灾害
霍乱之乱
与西府相比，西安和东府的境况或许更糟。民国15年刘镇华围困西安300余日，饿死者过半。解围之后，西安人还没来得及恢复元气，一场大天灾便接踵而来，过去没有死于兵匪之患的人们，如今又在劫难逃地流离辗转死于沟壑之中。这场大饥荒使官商云集的省会西安城中，到处都是没有人管的饥民饿殍。一波一波的灾民逃难到城市，饥寒交迫的难民使西安陷于崩溃之中。
宗鸣安先生在《西安旧事》（西安出版社，2009年）中，对西安的遭遇有许多详细的记述。书中叙述道，父母不忍孩子饥饿痛苦，有的一狠心就直接把孩子弄死，还有的人饿极了，竟然吃起人来。书中有许多记录当时惨状的珍贵照片：有一幅是一家几口人饿死在西安街头，有几个在人行道上的，被人们堆上一些土掩盖了一下，另一个在马路上，只穿着短裤，倒毙在街头，却无人来管。周围的人，有的在做自己的事情，行色匆匆，仿佛没有看到一样，还有的人，在家门口看着。还有一幅是宜君县灾民，一个母亲倒毙在那里，旁边至少有三个大概只有不足五岁的孩子，一个只有上衣，另外两个全身赤露，饿死在外面。母亲的旁边还有一个竹竿或木棍，或许是用来轰赶那些恶狗，或许是用来支撑已经完全无力的身躯。
历经过大饥荒的老人们如此诉说饥饿而死的感觉：走着，走着，就跌倒了，人就死了，像是睡着了一样……如今再回首那一段不看回首的苦难岁月，不得不悲叹，在大自然的淫威之下，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卑微可怜，又是多么凄惨多舛。
在连续4年水深火热的人间浩劫之后，民国二十一年（1932）春夏之间，眉县、宝鸡、岐山、陇县、麟游接连遭受热风袭击，地里的庄稼在大风中成片枯死，甚至残破栖身的屋顶上的青瓦都被风刮得如同树叶般飞落。连着热风又是黑霜，刚挺身的麦子被黑霜一举打死；紧接着，又是冰雹突降，庄稼地里跟磙子碾过一样，狼籍凄凉惨不忍睹。凤县先是出现了二月春寒和霜冻，春苗都被杀死；紧接着7月在苇子坪、谷叉河一带突降冰雹，大如鸡卵，人畜被砸死打伤无数，秋作物悉数被毁。而在凤翔、陇县和千阳则发生了水灾。
屋漏偏遭连阴雨灾难——并没有到此结束，灾难深重的西府被推入了深渊。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之后，西府地区爆发了“真性霍乱”，又称“虎烈拉”，人们也叫“转筋霍乱泻”。这种传染病的最大特点是传播快、发病快、死亡快。在瘟疫最严重时节，虢镇每天死于此病的多达四五十人，高家陵村31户病亡死绝。在疫情最为惨烈的虢镇，人们在南北两头挖了两个“万人坑”。刚开始，先死的人还用棺材成殓；等到越来越多的人感染死亡，棺材已经不够用了，只好用席子一卷；等到后来，很多人家全部死绝，最后死的人往往已经没有人去抬尸掩埋，暴尸于家中无人过问。一群一群的野狗走街串巷，入村进户啃食死尸……
虢镇当时有段顺口溜：
李四早上埋张三，中午李四升了天。
刘二王五去送葬，月落双赴鬼门关。
当时，陇县县城一天病死近百人，从东街到西街死于疫情者达1200多人。千阳县城死于“霍乱”的也不下千人，城南平江营与三义庙处都有葬埋病死者的万人坑。
因为南北都是山，当时关中地区经常有狼群出没。在瘟疫袭击之下，很多村镇人烟零落，死亡的气息引来狼群袭击，一些没有病死饿死的老弱妇幼最后又遭遇到了狼群的屠杀和残害，这种耸人听闻的惨剧在当时几乎不绝于耳。一般而言，青壮年男子所消耗的基本热量最高，所以一旦遭遇饥荒断炊时，男人往往最容易最先饿死。清末民初的中国正是缠足陋习最为严重的时期，几乎每个女孩从五六岁开始就被人为折断脚趾骨，使其终身行动困难，沦为床前灶头的生育工具和做饭机器。家庭的主要男人一死，剩下的老人女人孩子往往没有任何求生能力，因此往往招致狼群入户袭击。
凤翔因瘟疫病倒9000多人，其中6740多人丧生。凤县亦有千余人死亡。因为是烈性传染病，亲友们也不敢探望，即使死者也没有敢去掩埋。在这场席卷西府各县的超大疫情中，灾后刚刚恢复绿色生机的田园重新变得一片荒芜。渭河两岸横尸遍野，野狗成队，野狼成群，村村无鸡鸣，户户少炊烟，到处一片死寂破败的末日景象，令生者欲哭无泪。
这场霍乱之灾过去之后，官方进行了统计，西府五县感染患病者共计20194人，死亡12861人。其中岐山病死130人，麟游县病死89人，凤翔县病死6740人，眉县病死1189人，陇县病死4713人。在近代瘟疫灾难中，这场被遗忘的霍乱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多可谓触目惊心骇人听闻。在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之后，无处不在霍乱所引发的社会恐惧几乎摧毁了这里的一切。
痛定思痛
关中与陕南山区、陕北高原并列陕西三大地理板块，而关中人口最为密集，也最为富庶。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自古就是中国黄土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中国皇权文化和大一统国家体制的摇篮。关中作为周秦汉唐四大强盛王朝的立国之基，绝对是黄河流域的第一富庶之地。关中的农业历史最为悠久，几乎可以作为中国农业经济模式一个典型标本来看待。虽然华北地区号称“十年九旱”，旱灾几乎是家常便饭的自然灾害，但渭河流域的关中盆地相对黄河上游和下游来说，灾害的频度要小得多。或许正因为如此，持续数年的连续灾害最终酿成极其惨重的民国十八年年馑。如今，这场灾难已经过去整整80年，回首这段历史，许多导致这场旷世灾难的肇因越来越清晰地彰显出来。
首先，粮食产量限制。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单位土地的粮食产量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晁错语），也就是说每亩产量为120斤。以关中的主要作物小麦来说，一般均产为百余斤。根据历史资料，民国18年全国平均小麦亩产为146斤；民国24年渭南县平均亩产88斤；民国28年华县平均亩产只有可怜的34.7斤。这尚且是没有遭灾的正常年份的丰收亩产。如此低的粮食产出不仅跟今天无法相比，就是跟古代也是相比也存在很大差距。秦汉时期高产样板田产量可达到近300斤，可见农耕早期土地肥力非常好。2004年关中夏粮丰收，创历史最高纪录。岐山县40余万亩小麦平均亩产为368.6公斤，即737斤。
其次，农业技术落后。因为种子限制，2000多年来关中农业一直延续稀植习惯，每亩小麦下种10斤，苗数10万株，成穗20万株，理想产量200斤。如今抗倒伏种子可以做到密植，下种和产量都翻了一番以上。农药技术和化肥技术在民国时期几乎还是梦想，仅有的人畜粪尿远远不能解决土地肥力下降的困境。同时，被人类彻底驯化的植物其生存能力是极其脆弱的。有一点农业知识的人都知道，在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拔青的季节或者玉米抽穗的季节，不要说持续干旱几个月，就是干旱半个月，粮食减产都会非常严重。事实上在民国十八年大旱中，连种子发芽都成为一种梦想。
第三，灌溉技术限制。在持续干旱的情况下，一般只能采取人工灌溉技术。关中属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季风气候，降水量不够充沛，季节性变率大，时空分布不均匀，水一直是制约关中农业的瓶颈。关中土厚而泉深，郑国渠帮助秦国从这里崛起，这块“神皋沃区”在汉唐之后盛极而衰。自唐末黄巢之乱，大灾大旱的噩梦不断，人相食不绝于书。自古关中都极其重视兴修水利。民国时期，关中原有的古代水利设施绝大多数已废毁，杨虎城和李仪祉新修的水利工程或未竣工，或难以发挥效益，关中绝大多数农田已经退化成靠天吃饭的旱田。以民国38年的东府为例，华县有耕地46.69万亩，可灌农田仅1.21万亩；渭南县142.59万亩耕地中只有1.37万亩水浇地，大县大荔耕地面积为182.09万亩，水地仅有4万亩。可见关中地区水田仅占全部耕地的1~2％。如此微不足道的水田比例，若遭遇大旱只能仰天长叹了。
值得一提的是，水泵技术在当时尚未得到运用。由电力驱动的水泵要比人工汲水效率高得多，提取地下水以弥补降水量是现代普遍的抗旱手段。而在当时，由于渭河干涸泉水枯竭，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导致大多数水井干枯见底。在没有任何现代勘探技术和机械技术的条件下，挖掘深水井费时费力且危险，成功率也不高。即使挖掘成功，极低的水位只能使用辘轳摇水，汲水实属不易。干旱到极点时，人畜饮水都困难，更不用说以水浇地了。
第四，政治腐败动荡。这场巨大灾难降临时，正是中国民国由北京的北洋政府向南京中央政府转换时期。连年的北伐内战引发了国内持续的政局动荡，刀兵四起，铸犁为剑。政府机构脆弱不堪，从国家到地方，官员如同走马灯一般极不稳定。灾难发生前的西安围城和全省性的“剿匪行动”早已经使国家和社会弹尽粮绝濒临崩溃。这场灾难发生时，朝不保夕的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既无力提前警告，又无力灾后施救。民间不少富户豪强囤积居奇，不仅见死不救，反而大发国难财。老政府和新政府都缺乏有力的备灾备荒准备，无法进行有效的应对。相反，建立在农业经济上的税收政策使农民负担极其沉重，连年不断的破坏性的战争将损失和成本都由农民承担。在层层盘剥之下，大多数农民在丰年可勉强维持，一旦发生意外灾难，毫无回旋余地和自救能力。虽然新成立的南京政府在赈灾过程中扮演了光彩的角色，但面对遍及全国的巨大的灾难，几无家底的中央政府对关中年馑所能提供的救助依然不过杯水车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在连续的旱涝蝗冰疫五毒俱全的巨灾之下，大多数人的悲惨命运已经注定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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