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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八年年馑：真正的三年自然灾害
仅仅《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所记载的大规模灾难就数不胜数：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暴力时代
民国时期是一个典型的暴力时代，暴力引发的血酬定律成为那个多灾多难时代最明显的政治经济学。北洋政府时期类似春秋战国，大诸侯小诸侯还有袖珍诸侯，只要胆子大不要命，如果机缘巧合，在那个乱世中眨眼间就一将功成万骨枯。今天拜把子，明日下刀子。到处都是饥民和流民，只要有饭吃，就可以招兵买马。农民就是土匪，土匪就是军人，军人就是炮灰，大小军阀们在这片不幸的土地上杀得昏天暗地，争地盘夺权力。
北京改叫北平后，南京政府与日本势力、共产党势力三足鼎立，类似三国时期。农民的处境仍然没有大的改观。三方都在发展自己的暴力力量，都需要大量的粮食和人口。中国民众就在这种暴力与灾害的交织和纠结中苟延残喘可怜求生。
祸不单行，民国18年年馑无疑是一场灾难总爆发。在天灾的同时，人祸也在蔓延加剧。本来民国时期国家机器就已经濒临崩溃，导致流氓暴力乘机泛起兴风作浪。和全国情况相似，关中各地的土匪和各种武装力量蜂起云涌，鱼肉乡里残害民众。根据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描述，许多“土匪”都是破产的贫苦农民，他们因饥饿而铤而走险，聚众去抢富户的粮食。还有很大部分是一些民兵和地方武装，比如东西二府的党拐子和麻老九，他们把持一个地区后，就画地为王，如同土皇帝，残酷压迫百姓，可以说不择手段，其暴力程度令人发指。
扶风：该县自被陈疯子盘踞后，一个月内，被土匪伤害致死的百姓就有108人，经济损失60余万元。泥门闭户流亡他乡者到处都是。
大荔：自麻老九（麻振武）盘踞后，早已敲骨吸髓，民不聊生。兼以战事频生，田园荒芜，农民全都失业。复又届此旱灾，城内成群的乞丐已由乞食而转为“抢食”。乡村里的灾民不等饿死，就已经开始寻死。
凤翔：自党拐子（党玉昆）余孽窃踞该县后，奸淫掳掠，惨无人道，被匪害破产的有3000余户，毙命的1000余人，妇女被掳的300余人。被土匪处死的10余人，钉死在城门上的4人。
武功：该县被土匪抢掠烧杀几遍。兵烫之后，瘟疫流行。初染瘟时头痛发晕，时寒时热，浑身酸痛，慢慢地就全身出疹，胡言乱语，手足抽搐，有时腹痛发呕并泄黑水，不久就毙命而亡。全县10镇几乎成了病灾之国，死人一个压一个，腥臭薰天，人骼兽骨互相叠压无人掩埋。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这样记述：在1925年至1928 年间，暴力看来严重影响了大约15 个省。山东遭到特别沉重的打击，每年有几十万农民由于害怕丧命而逃往别的省份。一份日本人对这一时期军事活动和农民自卫组织的研究报告，描绘出一幅各阶层遭受恐怖和苦难的情景。
不仅到处有纵火、偷窃、强奸，犹如野兽在肆虐，而且谋杀和绑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
此外，征集的军粮被匪帮们抢走之后，各种军阀部队又强夺更多的粮食。就这样，同一个地方的农民遭到外来者接二连三抢劫。土匪和军阀的队伍逃走时鸡犬不留。人民流离失所，无以果腹，处境极为悲惨。他们离弃自己的家园；老人、青年和妇女都在向满洲和南方逃去。移民潮水般向外涌去；不管时光怎样流逝，同样的情况仍在继续。频仍的自然灾害袭击各个省份，其严重与频繁即使在古时的中国也是不平常的。1918 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个省，50 万人丧生，317 个县的庄稼严重受损。
同年2 月，陕西和甘肃发生大地震。1921 年，六个省遭受大水侵袭。次年，台风袭击汕头；第三年，12 个省份经受水旱两种灾害。到1924 年和1925 年，自然灾害的范围更大，冲击加重，因为大量劳力被投入战争，不能动员起来准备自救。云南在遭受严重地震后又遇洪水。另有六个省的庄稼遭受虫灾，洪水在黄河流域泛滥。这些灾害，加上暴力与战乱，造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逃亡运动，几百万人从北方各省逃往满洲。
国内的许多地方农田荒芜。灾难的受益者是军阀的军队，他们的队伍由于增加了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而膨胀起来。这些军队里的乌合之众和歹徒，像成群的蝗虫一样麇集在一起，掠过乡村，破坏沿途的一切。这个国家的主要粮仓之一的湖南，实际上停止了向长江下游的城市运送粮食。
所有这些发展造成了普遍的农村失业。粮食进口突然增加，以供养大口岸城市。尽管政府的就业统计是极不可靠的，但它提供了灾难的一些征兆。据报导，战争的负担主要仍落在农民身上。格雷厄姆·佩克1941年在陕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报告说，军队到处征用农民的大车，甚至农民的家庭成员。不管作者走到哪里，他发现“农民真正关注的一个紧急问题就是国民党征用大车”。没有大车，秋收的庄稼不能运走；没有大车，冬季就不能为土地上肥；没有大车，农民就不能把粮食运到市场，也不能买回他们需要的东西。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周期性的征粮，全村要交大致固定的数量。几乎没有一个村能免除。虽然像郑州、洛阳这样的城市被日军占领了，但是那里的生活似乎不像农民那样艰难。佩克描绘了40 年代早期华中北部农村普遍的残酷景象。赋税和征用如此沉重，一般农民都知道，如果天气不如人意，或者如犁头折了，牛死掉，他就要陷入严重困境。大批体格健全的年轻人被征走了——有些村庄约占他们的3/4——只有老人、孩子和孕妇在地里正常劳动，大多数家庭才能够维持下去。
在1949 年和1950 年，共产党的土改队来到北方农村，实地检查土改的进乡村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的证据。显然，农业中国为这30年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灾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蒋梦麟先生曾抗战时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长。他在《新潮》一书中写道：“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会少。’”
军阀暴力一方面导致了饥荒的蔓延和恶化，反过来，饥荒也直接影响了各方暴力势力的此消彼长。民国时期中国根本无力解决吃饭问题，每年都大量的进口粮食，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再加上占财政支出50~80%的巨大军费开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根本无力改善自身处境，在灾难面前也无力自救。中国之所以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冲击下如此不堪一击，正是混乱背后的中国实际已经陷入深深的社会和经济困境中而无力自拔。遍地枪杆子和军阀土匪的中国，如同饥荒来临时一片灿烂的罂粟田，这种暴力瘾在强盛的日本人面前不构成任何战斗力。
民国十八年年馑正将华北民众推入万劫不复境地之时，冯玉祥联手阎锡山发动了夺取中国最高权力的反蒋战争——中原大战。冯玉祥的西北军面对赤地千里的黄土噩梦避之唯恐不及，众将士无不担心回陕西会饿死，韩石二人因此投蒋，导致冯阎的总统梦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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