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回忆文革中的无序与有序

 

　　二

 

　　就是在知青时代，我学会了爬火车、钻火车、跳火车这些荒唐勾当。先说爬货车。

 

　　河南太穷，兰考更穷。焦裕禄去世后，兰考还是有出门讨饭的习惯。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黄不接，出门要饭是天经地义，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生存权”，联合国也挡不住。我那时还很崇拜毛泽东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两岸作社会调查，就想随老乡去要一回饭，闯一回江湖。我联系的那户人家，成份绝对纯正，贫农。他们同意我以家庭长子的身份一起随行。不料大队支书知道，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怕上面怪罪下来，他承担不起。那户人家走了，但他们留下的要饭经验鼓励了我：只要有一块脏手巾包住头，穿对襟衫、圆口布鞋，肩上挂个布褡，作贫下中农状，陇海线、京广线上的货车随你坐，谁也不会拦。我和集体户另一个成员下决心化装成那个效果，象个偷地雷的模样，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从兰考到郑州，确实没有人管，风驰电掣，如入无人之境。但是火车一停，问题来了。眼看它呜呜叫着到郑州车站，却不停，而是通过，一直开向郑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达场，才歇脚。从到达场下车，往回走，经过编组场，走到出发场，至少有四、五里铁路线，全靠步行。就在这段步行距离中，我鼻梁上的眼镜出卖了我，哪有戴眼镜的贫下中农出来要饭的呢？三问两问，铁路职工就问出了我的底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说我们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带我们去铁路职工食堂吃饭，白面馒头糊辣汤，在农村两年没有吃过一顿这么好的饭，当然是狼吞虎咽。饭后摸到出发场，又犯了难。那是全国铁路系统最大的出发场，有几十股道岔，几十辆火车头升火待发，全停向一个方向，场面很壮观，也很迷人，谁知道它们是奔南，还是向北呢？我们俩就在火车肚子下钻来钻去，张皇失措，就更象偷地雷的样子了。

 

　　这时，一个摇着号子灯象李玉和那样的铁路工人走过来了。他看出我们的窘境，居然教我们读那些信号灯：原来每一股道岔上都竖着六个信号灯，两列三行，六盏灯亮出不同的排列，就指示出灯下待命的火车头出发后，究竟奔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全亏那个李玉和说出了“密电码”，我们终于得救。夜幕下的郑州出发场，铁轨密如蛛网，蓝色信号灯闪烁不停。我们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一列马上南下的火车。火车折向京广线后，要比陇海线上更加生猛，咣咣咣一鼓作气，新郑、长葛、许昌，一路不停，全是通过，比特快客车还威风。直到天亮，才在漯河站慢慢停靠下来，大口地喘气，加煤添水。我们正得意，突然听到天桥上有人惊恐地叫喊：“你们不要命啦？快换地方，换地方！”原来不是来抓我们的警察，而是一个铁路女职工路过天桥，偶然发现停在天桥下的这列敞棚车上有两个“乘客”，坐的位置极其危险，才大呼小叫起来。她在桥上，我们在车上，一时听不清，双方又喊又比划，就象聋子的对话，半天才弄明白危险所在：这节车满载原木，前头空出一公尺左右的空挡，我们就坐在那个空挡里，如果火车遇到意外紧急刹车，身后的一车皮原木控制不住惯性，挣脱捆绑的铁丝冲上来，非把我们撞成两张薄薄的肉饼不可！真要感谢这个善良的女职工，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把这两个“盲流”抓起来，而是指点“盲流”离开险地，另找一节安全地方。这一来，我们就不是偷地雷的鬼子了，而是相反，象铁道游击队那样，掂着布包袱，在车厢顶上跨着走，而那个铁路女工，就象芳林嫂那样，站在天桥上远远指点着我们。每跨一节车皮，我们就回头看一次芳林嫂的手势，张嘴作询问状。终于找到一节装机器的敞棚车，而且是在机器的后面而不是前面坐好，穿制服的芳林嫂才停止手势，放心离去。

 

　　接下来就是豫南信阳地区了。路边逐渐出现了水田，还有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山也青了，水也绿了。离开南方两年，终于又看到小桥流水了，我们站立起来，兴奋地向着那些牧童大叫大喊，那些牛背上的孩子其实听不见，但也挥舞着手臂向我们致意。可惜乐极生悲，火车停靠湖北第一站——广水，我们就被逮住了。

 

　　因为此前碰到的铁路工人都那么善良，祖国山河处处好，贫下中农个个亲，想当然以为到了湖北也是如此，就大模大样地下车找水龙头洗脸。不料，广水站的湖北警察正等着我们这些叫花子模样的人，我摇着毛巾走过去，一下撞个正着。他们是为稍微富庶一些的湖北人民看家护院的，不让河南的要饭花子进来窜扰，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地方保护主义其实在文革中就有，相邻两省经济上有差异，自然会生出些歧视。湖北警察把我们这两个奇形怪状的河南盲流押下来，十分得意，一个劲地盘问，而且语多不屑。我因为有郑州出发场的经验，也知道一点湖北人鄙视河南人贫穷的故事，一开始就说明自己身份，不是到湖北来要饭的难民，而是上海到河南插队的知青，争取坦白从宽。不料他们怎么也不相信，说国家没有向河南派过上海知青（这也是实情）。于是双方因上海问题而陷于胶着。说上海话他们听不懂，听不懂也就无从证明我们的上海原籍；反过来他们又提出很多有关上海的问题，考考我们是否知道。我今天还记得一个深刻的问题是：崇明岛在上海的哪个方向？那当然是对答如流，问不出破绽。这些人只得悻悻作罢，但是结尾留有一个报复：不许我们乘原来的那列货车离境，非要我们掏钱买票坐下一趟客车到武汉。这一报复的含义不仅仅是逼着我们花去全部盘缠，上车以后才知道其狠毒用意：两个学生模样的贫下中农，蓬首垢面脏兮兮，其中一个还戴着眼镜，在客车乘客的奇怪眼神中，真是受够了奚落。我这一辈子对湖北佬没有好印象，就是那次经历造成的。我的一次毛泽东式浪漫行乞，就是这样流产的。我恨湖北，因为它歧视穷人，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南方”。民谚：“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诚哉斯言，信然！

 

　　后来阅世稍深，才知道中国版图上省籍、甚至县籍歧视的现象还很多。如有好事者依据白眼之走向，在这块版图上着以不同的歧视色，彩版一出，必定五彩缤纷。如上海人歧视苏北人，已经闻名海外，却还有一省之内，如广州人歧视中山县人，则不一定出名。但所有歧视邻省、邻县的内地高贵者，到了香港，则一律被称为“大陆表叔”，又显得干净、彻底、利落，一网收尽。而包括香港人在内，中国人一到美国，又惊呼美国存在种族歧视。所有的中国人据说都被罩在一个无色透明的“玻璃罩”里，难以升级、提职。“玻璃罩”内，那些在国内歧视同胞的高等华人，踢腾得最为厉害，民族自尊心最为敏感，反歧视呼声也最为强烈。似乎只有走到最远处，歧视性荷尔蒙才能在正负两极得以配平？但也只是两头发泄而已。天尽头，歧视者被歧视，传来一阵阵爱国主义的悲愤呼喊。我的一个历史学同行，复旦教历史地理的葛健雄教授听到了，于是戏言：中国人中最爱国的一群，要到国外去寻找，而不是在国内。这也是诚哉斯言，信然，信然。我想说的是，在这张歧视图上，我所生活过的河南大概属于负海拔地区。我没有听说他们能歧视谁，却知道他们不仅被南面的湖北佬歧视，也被东面的山东人、西面的陕西人、甚至远在边陲的新疆人歧视。他们几乎一屁股坐到底，蹲坐在一个低洼的盆地里，周围高地山民，不管隶属哪一部落，都能对他们投以白眼。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穷，穷困中产生愚昧，以及与愚昧相伴相生的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