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回忆文革中的无序与有序

　　我们离开兰考到三百里外的巩县当工人，村里的五保户大娘实在想念，居然发狠心出远门来看望。兰考农民多半没有看到过火车，有一次县里开三级干部会，一群生产队小队长看到火车会动，居然在车头手舞足蹈地大嚷：“噫！这玩意停下来像长虫，不吃不喝，咋会跑咧？”（要用中原土音念，才能念出效果）。火车被迫停下，酿成一次哭笑不得的陇海线停车事故。前面说到的那个大队支书，是个“革命先锋”，人民日报发他的长篇通讯，整版配照片，用的就是这个题目。他和我们集体户户长去北京参加国庆二十周年观礼，到了人民大会堂，闹出一次比小说里陈焕生进城更真实的笑话。河南人的习惯，到哪儿都是蹲着而不是坐着，到了人民大会堂也是那样，老支书双手抱膝，屁股一撅，就蹲上了那个神圣的位置。谁知道那个座位是活络可翻的，他还未蹲结实，底板就翻了过来，把我们的“革命先锋”在人民大会堂夹了个双脚朝天！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不知看到这一出喜剧小品没有？多半会很慈祥地莞尔一笑。我们那个大娘更加孤陋寡闻，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又是小脚，提着一篮鸡蛋还有粉条之类，一拐一拐地怎么坐上火车，不迷路，居然还能找到我们这个厂，真是一个奇迹。她坐火车是否闹笑话不得而知，但是到我爱人宿舍头一天，就吓了我一跳。当时我们两个人在外面给她擀面条，她坐在屋里突然传出惊恐的叫喊：“噫！这屋里咋还有一个老娘咧？咋也是黑裤子、红袄？！”（也要用中原土音念）。兰考民俗，老人过七十要穿红布袄，以辟邪。我闻声奔进屋里，哪里有第二个老娘，只有她一个人好端端坐在衣橱前！原来衣橱镜子映出她的身影，可怜她一辈子没有见过能照见全身的镜子，因此也一辈子没有见过自己的全身，猛一见到，就被自己吓坏了，大呼小叫，惊动了一座楼！还有年青一代的兰考人，如本地知青，也多半和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淳朴，富于同情。我后来爬火车发展到爬卡车。从县城回来，多半爬一辆卡车带脚。司机大多会默许，因为这些劳动者的家里多半也会有个把知青在苦水里扑腾。但也有刻薄者，有一次我爬上一辆运煤车，就碰上了一个。那司机从反光镜里看到我上车，非停下车来撵我，车一开，我又爬上去，如此者三，那个司机开始破口大骂。此时车上几个兰考本地的女知青看不下去，齐声痛哭，骂曰：“人家从上海来俺兰考，离家那么远，父母又不在，你就欺负人家？你不是人，你是驴，是龟孙，你不得好死！”除了不出那唯一的脏字，该骂到的都骂到了，确实很难听。兰考民间的规矩，其实不是封建，而是很早就有自发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男人不能和女人骂，尤其不能和未出嫁的闺女骂，如果对方开骂，男人只能干听不回嘴。那个司机被这群小闺女骂得不敢吭声，只能恨恨地爬上驾驶楼，把车门一摔，开车了事。 我还很想念我们本村本庄的回乡知青。他们有些是兰考县一中、二中的学习尖子，很不容易考上去，要带着红薯干去上学，功课刻苦，一点不比我们集体户的复旦附中等人差。其中有一个被老乡叫作“假妞”者，腼腆斯文如大姑娘一样，正好与我们集体户的革命女生外号“假小子”或什么“铁姑娘”的相反。“假妞”们在农村的出路，通常是靠每年的招工、招干、参军，那是天边露出的一丝希望。但是自从来了一个上海集体户，“越是艰险越向前”，而且毛主席也接见，天边的那一丝希望就堵住了。九一三事件后，这个集体户的扎根思想相继动摇，开始谋取各种回城之道。上面也有意照顾这个先进集体，有类似的名额下来，总是先让我们走。

 

　　三两年一过，待我们十个人走完，他们的年龄也被耽误了。平日里我们玩得很好，总有一些小知识分子的共同语言，但是一到集体户有人上调，他们就怀着复杂的心情，躲得远远的，从不参加送行的行列。那种幽怨的眼神远远扫来，没人能忍心对视。我后来读到很多老三届忆苦思甜的文章，还有一些小说、诗歌之类，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他们曾经堵住过那些农家子弟的出路，似乎知青走得天经地义，农家子弟被堵在乡村也是天经地义。这种不平等意识，已经潜入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始终没有受到过正视，大概是深入骨髓了。

 

　　一场知青革命，一千六百万人下乡，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在稀释当地农家的工分，最后一天临走，还要拿走这家人长子手里的最后一粒“红豆”。我刚才说中国的版图可以涂上相互歧视的五彩颜色，这时就有点象在这块版图上再玩一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了：先是老毛一挥手，骨牌哗哗地倒下去，城里的知青先倒；农家子弟本来在原地，可以不倒，竟也被前面的人挤了倒下去，而且被压在这一圈骨牌的最下一层；沉静片刻，有汽笛声响起，知青打个骨碌一翻身，几乎所有的骨牌又哗哗地竖立起来；其间不断出作家、出诗人、出学者，还出各种“话语”，齐声控诉刚刚倒下去的那段无声岁月；惟独那最后几张骨牌，却沉默着，再也爬不起来了。老毛爱引李贺诗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怎么会老呢？只有人会老。以我之拙笨，始终弄不懂这个伟人的悲天情怀。从李贺到老毛，天看见过多少人间不公？谁能看见它老了一寸？我至少怀疑，天是看不见历史运动中的暗层夹缝的，更看不到那些辗转倒卧在暗层夹缝里的阴魂。1997年，我和爱人、孩子回兰考，庄上的人大多数已经不认识了。那是在唐寨，却也应了李贺那个时代的唐诗：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逢不相识。不经意间，已经换了一代人，确实未见天老一分，只是原来担心的那种逢人都要打招呼的尴尬，或者如贺敬之“几回回梦里回延安”的矫情，都没有出现，可以松一口气。我们就象三个平平淡淡的过路人，只是偶尔路过这一叫做唐寨的北方农村，悄悄地东张西望。远远看到一个人的背影象“假妞”，才敢轻轻走上去试着拍他的肩膀--猛回头，一张胡子拉茬的老脸，几乎贴着我的眼镜喊出一声：“噫，这不是学勤吗！”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他就跟昨天才分手一样，刹那间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三

 

　　按老乡说法，客车不叫客车，叫票车。因此，混客车就有一个很干脆的名字：混票。我插队的那个庄子，一个男劳力通常只有两套衣服，夏天的布衫冬天的袄，脱了布杉就穿袄。天热下河洗澡，把布衫搓洗后晾在树杈上，人就泡在水里等衣服干，才能上岸。就这么个穷地方，因为出了焦裕禄，却能接触从上面下来的人，甚至还有国家性质的外事活动。我生平第一次与外国人坐下来谈，不是在小时候的上海，也不是在后来的哈佛，而是在兰考，在唐寨：集体户按县委宣传部安排，接待从开封军用机场过来的老挝飞行员，宣传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战略思想，谈得还很热切，双方都被对方感动。这些飞行员当时被安排在开封那样的内地机场受训，大概是为了在国际上保密？诸如此类的活动，村里的老乡也有机会参与，哪怕是站在旁边看，耳濡目染，语言就有变化，能学会一些与他们自己的乡土生活很不协调的官方词汇。那些一年到头要吞食几千斤红薯以充饥的穷人嘴，时常会有一些很书面的“话语”，夹着发黑的薯干飞进飞出。比如，队长吆喝下地干活，偏不叫下地，而叫“上班”；老乡们认为我们拿一年的余粮款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太亏，就向我们传授出门要饭混票车的各种经验，那些歪门邪道还有一句正面总结，是他们在地头听我们读《人民日报》学来的，就叫：“人民铁路人民修，人民铁路人民坐！”这就有点穷人生富嘴的黑色幽默了，而且确实“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