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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
三、地方官员对付朝廷的潜规则：在大一统的观念下朝廷与地方官府的权力争夺关系，总是朝廷为顺，而地方官府为逆。故地方官员对付朝廷的潜规则，尽管在官场流行了二千馀年，却从来不可能名正言顺地形成制度。在皇帝和朝廷方面，从来希望运作地方官府，如身使臂，如臂使手，如手使指，然而此种理想状态其实是少见的。尽管在等级授职制下，地方官员荣辱、升降，甚至生杀，出于皇帝和朝廷，但他们为了公利或私利，对朝廷政令的贯彻经常上下其手。总的说来，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41】层层加码，变本加厉。唐朝李渤说：“聚敛之臣，割下媚上。”【42】常兖也说：“今诸道馈献，皆淫侈不急，而节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织者，类出于民，是敛怨以媚上也。”【43】北宋陈舜俞说：“上好之，则下有宠荣之望，非所望而望者，乱之所由生；上恶之，则下有死亡之畏，非所畏而畏者，祸之所自起。”【44】南宋汪应辰说：“天子之于天下，所欲必得，所求必至。上之所好者玩异，则下之人以玩异而献矣；上之所好者财利，则下之人以财利而献矣。盖未有上好之，而下违之者也。”【45】这也可作为地方官员奉行皇帝和朝廷错误政令的深刻总结。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为了富国强兵，其实只能实行聚敛。李常上奏说：“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以陈汝义所进羡馀钱五十万贯，随和买绢钱俵散。今却令每贯纳见钱一贯五百，于常税折科放买之外，又取此二十五万贯。大凡挟转运使之势临郡县，以鞭笞强百姓出息钱，虽倍称犹可。虽然，此而不惩，臣恐奸利小人交以掊克为事，不思穷阎败室，日益困穷。”但王安石支持王广渊，认为他“能趋赴以向圣意”，“恐不当罪其迎合也”。【46】王安石又说：“广渊力主新法而遭劾，刘庠故坏新法而不问，举事如此，安得人无向背？”【47】，当时的地方官为了迎合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聚敛方面做了不少加码的事，宋神宗和王安石一般都予以纵容、支持和奖励。
如前所述，北宋末劳民伤财，各地大建道教宫观，宋徽宗“诏天下天宁观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无观者以寺充，仍设长生大帝君、青华大帝君像”，他“自称教主道君皇帝”。【48】“州郡奉神霄宫，務侈靡”，“竞为侈费”，“实国之大蠧”，“修饰华丽，所费不赀”。【49】陆游《老学庵笔记》卷２说：“神霄宫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羣道士无赖，官吏无敢少忤其意，月给币帛、朱砂、纸笔、沈香、乳香之类，不可数计，随欲随给。”蔡薿曾任“翰林学士，坐妄议政事罢，提举洞霄宫。起知建宁府，方建神霄宫，薿先一路奏办。下诏褒奨，召为学士承旨、礼部尚书”。【50】在修建神霄宫的大潮中，各地绝大多数官员“竞为侈费”，以迎合皇帝的侈心，而建宁知府蔡薿至少是中头彩者之一。无独有偶，明朝嘉靖皇帝沉溺道教，也做了许多劳民伤财的事，各地官员竞相逢迎，如出一辙。【51】
（二）阳奉阴违，弄虚作假。西汉时，已有郡守“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的严重问题。【52】赋税是任何一个皇朝立国的基础。审核各户财产，划分户等，确定各户税额，自然是至关重要的事，然而自唐朝以来，历朝的地方官事实上迁就地主豪强，将朝廷的此项规定视为具文，根本不认真执行。唐宪宗元和十四年赦文说：“比来州县多不定户，贫富变易，遂成不均。前後制敕频有处分，如闻长吏不尽遵行，宜委观察使与刺史、县令商量，三年一定，必使均平，其京兆府亦宜准此。”【53】其实，“不尽遵行”四字是完全不够用的。往後的各朝也大抵如此。
宋徽宗大观诏说：“累降处分，约束诸路监司、州县止率科率、配买及纽折省租税，并一切营利，诛求害民等事，前後非不丁宁。访闻有司壅遏德意，远方小民，无所申诉。仰逐路人户许实封投状越诉，受词状官司如辄敢稽违，其当职官吏并以违制条科罪。”【54】类似“累降处分”，数不胜数，罪名虽重，其实都是一纸废文，“当职官吏”决不会因此而停止“诛求害民等事”。宋朝官方文件经常使用“奉行不虔”一词，如宋高宗也承认：“祖宗置义仓，以待水旱，最为良法，而州县奉行不虔，妄有支用，〔寖〕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赈之？”【55】《朱子语类》卷１０６谈及地方官，“每常官吏检点省仓，则挂省仓某号牌子，检点常平仓，则挂常平仓牌子，只是一个仓，互相遮瞒”。这是弄虚作假，欺瞒上司的一例，正可作上述义仓不义的注解。
宋太宗曾写《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用以告诫各地官员，“以赐郡国，立于厅事之南”。【56】宋人曾为此反其意，写过一首打油诗。其一是《瓮牖闲评》卷８所载：“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其二是《吹剑续录》所载：“尔俸尔禄，难称难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投便著，上天难欺，且待临期。”帝王的圣训当然是至高无上的，却出现了将圣训篡改为打油诗的笑柄，这无疑是对圣训阳奉阴违的绝妙注解。
雍正皇帝说：“朕在藩邸四十馀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之习，皆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57】他又说，“傥有不肖州县阳奉阴违，或将已征在官者侵匿入己，仍作民欠开报，或将应行蠲免者私自征收。一经察出，定将州县官从重治罪，该督抚一并严加处分”。“地方官弁若虚应故事，阳奉阴违，一经察出，决不轻贷”。【58】他再三申述要以严厉的手段，革除阳奉阴违之习，但在事实上，这是代代相传的官场痼疾和顽症，无以刬革。
“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与阳奉阴违，看似相反的两极，其实却是相通而互动者，无非都是来自地方官员私心和私利的驱策。
（三）按照“忠孝从义，而不从君、父”【59】的原则，敢于拒绝执行朝廷的错误政令。这当然与儒家思想的教育和薰陶有很大关系。古代确实有一批耿直的官员，不计本人的荣辱祸富，而敢于依照正理办事。当然，他们在地方官员中的比例是很小的。宋朝的宗泽就是一个典型。宋徽宗耽溺道教，做了许多荒唐而劳民伤财的事。“知登州宗泽坐建神霄宫不?，除名，编管”。【60】唐宋时，“诸除名者，官爵悉除，课役从本色”。【61】“编管”也是最重的贬黜等级，受编管处分的官员已无人身自由。【62】这无疑是极重的处罚。南宋初，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尹，将前来探听消息的金朝使者关押，一意屈辱求和的宋高宗小朝廷惶恐万状，宋高宗为此专门下诏说：“拘留金使，未达朕心。”命令他“迁置别馆，优加待遇”，“屡命释之”，但宗泽仍然抗命，上奏说：“臣之朴愚，不敢奉诏，以彰国弱。”【63】年老的宗泽终于因心力交瘁，忧愤成疾而逝世，宋廷却告诫继任东京留守的杜充说：“遵禀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64】抵制皇帝和朝廷的错误政令，往往须付出很重的代价，这是绝大多数官员所不能为，不敢为的。
贰、地方官府内的人事关系
一般说来，在历朝各级地方机构中，既有官员的上、下级的关系，也有官与吏，吏与吏等关系。其关系大致可分以下三类情况。
（一）上交谄，下交渎：《周易·繫辞下》强调“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总体制下，既然实行不同形式的等级授官制，必然全滋生各种等级和特权的制度与思想，只问品级，不论是非，上交谄，下交渎，必然成为混迹官场的第一要旨。在等级授职制下，百姓的好恶和口碑，决不可能决定一个官员的升沉和荣辱，而上级或最高权力的青睐，才是升沉和荣辱的关键。金世宗说：“凡小官得民悦，上官多恶之，能承事上官者，必不得民悦。”【65】《聊斋誌异》卷８《梦狼》说：“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術能令上台喜也？”尽管百姓骂声不绝，许多贪官都善于迎合和献媚上司，建立关系网，打通官场的各种关节，照样节节蹿升，神气活现。
上交谄和下交渎的原则，必然渗透到官员的上、下级之间，官与吏之间。在中国古代，“长吏盛气待僚属”，【66】自然是家常便饭。南宋中期，黄榦曾说：“当方面之寄，视百姓如草菅，视僚属如奴隶。”【67】明朝永乐时，邹缉说：“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虐取苛求，初无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间有廉强自守，不事干媚者，辄肆谗毁，动得罪谴，无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货赂，剥下媚上，有同交易。”【68】
有的甚至还横加陷害。南宋前期，高登任静江府古县令，广西经略安抚使、兼知静江府“胡舜陟谓登曰：‘古县，秦太师父旧治，实生太师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桧为相亡状，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宁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创桧祠，而自为记，且诬以专杀之罪，诏送静江府狱。舜陟遣健卒捕登，属登母死舟中，稿葬水次”。【69】
南宋真德秀上奏说：“闻县丞、簿、尉等官亦有不支俸给去处，里巷谚语至有‘丞、簿食乡司，县尉食弓手’之诮，丧失廉耻，职此之由。”【70】当然，勒索与被勒索的关系，决非止限於上级官员与下级官员之间，官与吏之间，吏与吏之间亦复如此，正好构成一幅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图景。如北宋初的记载说：“五代以来，收税毕，州符追县吏，谓之会州。县吏厚敛於里胥，以赂州吏；里胥复率於民，民甚苦之也。”【71】
当然，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就记载了一个实例：
“秦太师（桧）娶王禹玉（珪）孙女，故诸王皆用事。有王子溶者，为浙东仓司官属，郡宴必与提举者同席，陵忽玩戏，无〔所〕不至。提举者事之反若官属。已而又知吴县，尤放肆。郡守宴客，初就席，子溶遣县吏呼伎乐伶人，即皆驰往，无敢留者。上元吴县放灯，召太守为客，郡治乃寂无一人。又尝夜半遣厅吏叩府门，言知县传语，必〔请〕面见。守醉中狼狈，揽衣秉烛出，问之，乃曰：‘知县酒渇，闻有咸齑，欲觅一瓯。’其陵侮如此，守亟取，遣人遗之，不敢较也。”
这是恃秦桧之势，而下级凌侮上司的一例，但毕竟是较少的情况。又如自北宋後期以降，士大夫们，甚至连宋徽宗也有“吏强官弱”【72】，“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73】之说。《州县提纲》卷1《防吏弄权》说：“胥吏之驵侩奸黠者，多至弄权。盖彼本为赇赂，以优厚其家，岂有公论。若喜其驵侩而稍委用之，则百姓便以为官司曲直，皆出彼之手。彼亦妄自夸大以骄人，往往事无巨细，俱辐凑之，甚至其门如市，目为立地官人者。彼之贿赂日厚，而我之恶名日彰。”这可谓是当州县官的经验之谈。南宋杨万里《罗元亨墓表》说：“茘浦民世为胥於帅、漕、宪司，怙其?，意气横出，视令亡如也。令往往反折节隆礼以就焉，介其誉于上官，否则与为市，以故多犯法，不输租，令惕不敢呵问。稍忤焉，则飞语钓谤。远者莫考，近者逐二十馀令矣。元亨至，则条其姓名与其所以然者，白于三司，请再犯者得逮治，胥徒侧目，治甲广右。”【74】这是广西路一级机构的吏，甚至能胁持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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