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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
生员成为科举和学校制度下形成的，地主阶级的特殊阶层，在地方上有相当权势，以至能与地方官视为平交。但生员中的大多数却是通过歪门邪道，而混取了生员的资格。其《生员论中》又说：
“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109】
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生员至少大多数就是当地的地主。明清的缙绅或有权，或有势，或有权有势，虽不能与黑社会势力完全划等号，但其中的相当部份肯定是黑社会势力的主要组成部份。他们“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与之为市”，其实就是勾结地方官员，同恶相济，成为朝廷和有识之士“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的恶势力。当然，也并非缙绅之外就没有“武断乡曲”的豪强。例如明朝的朱姓宗藩、清朝的八旗子弟中无疑也有黑社会势力。
尽管历朝都不允许出现可与中央对抗的地方豪强势力，但地方官与豪强势力的关系，就呈现复杂的情况，更多的其实还是互相勾结，残害百姓。前引西汉的剌史监察的第六条，正说明郡守等二千石官“阿附豪强，通行货赂”，互相勾结的严重性。宋太宗时的记载说：“官吏有善政，部内豪民必相率建祠宇，刻碑颂，以是为名，因而掊敛，小民患之。”【110】其实倒未必有所谓“善政”，而是与“部内豪民”互相勾结，“掊敛”“小民”。元代郑元祐写诗反映民间疾苦说：“田间困悴非一日，锥刀割剥动千层。孱民不殊罝里兔，猾吏却如霜后鹰。豪强结托相表里，机变聚集夸才能。茧丝何曾宿杼轴，粟穗况欲栖沟塍。”【111】就涉及“猾吏”与“豪强结托相表里”。清代史料说：“地方有司则平日奉缙绅如父母，事缙绅若天帝，方依之以保官爵，求荐剡者也，安敢料虎鬚哉！故宁得罪于百姓，不敢得罪于缙绅。”【112】
肆、地方官府与平民百姓（主要是农民）
古代地方官府与与平民百姓的基本关系，就是官府为刀俎，百姓为鱼肉。东汉顺帝时，左雄说：“俗浸雕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已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雠，税之如豺虎。”【113】司马光写史，感慨于东汉的暴政，说：“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如豺虎，暴殄烝民。”【114】
地方官府加于平民百姓，主要是农民的两项基本的“德政”，就是横征暴敛和司法腐败。此外，国家既然掌管公共权力，承担荒政，即地方发生灾荒时的救济，也应是地方官府与平民百姓的重要关系之一。
（一）横征暴敛：唐朝白居易《重赋》诗说：“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厥初防其淫，明敇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115】中国古代的法外横敛，违法暴敛，特别在中唐以後，史不绝书。
宋徽宗初记载：“诸路监司靡恤百姓，或增价折税，或併输籴买，聚敛掊克，自以为能。州县观望，又有甚焉。”【116】南宋初，各地经常摊派科配，李纲描述了荆湖南路的科配：
“转运司约度抛科，更不会计合用之数，行下逐州，逐州虚抛大数，抑令诸县承认。诸县亦不照用行下之数，却于田亩上创自桩起钱粮之数。谓如衡州诸县逐次科敷，本州行下逐县，令科钱三万贯，米五千硕。安仁县却令每亩出钱二百五十文，米五升，一县之田约计三十万亩，则科敷之数，钱计合出七万五千贯，米计合出一万五千硕。衡阳县令每亩出钱五百文，米一斟，一县之田约三十万亩，则科敷之数，钱计合出一十五万贯，米计合出三万硕。通衡州五县计之，一次科敷所出钱米不可称计。其间形势官户、人吏率皆不纳，承行人吏又于合纳人户公然取受，更不催纳。其催纳者尽贫下户，因缘抑勒，情弊百端，民不聊生。其逐年合纳夏秋、正税，却更不行催理。盖缘受纳正税，交收皆有文历，难以作弊。其科敷之数，以军期急迫为辞，类皆不置赤历，亦无收支文字可以稽考。又一路州县官吏多系权摄，与人吏通同作弊，侵渔搔扰，莫甚于此。”【117】
他叙述了在南宋初国难当头的情势下，地方官如何利用科配的特殊税目，与吏胥相勾结，贪污和刻剥百姓，大发国难财。无独有偶，明季加派的所谓三饷，即辽饷、剿饷和练饷，“其在有司，催征者名色纷岐，款项参错，奸胥因之，游移影溷，舞弄千端，官非甚察，即堕云雾，民即甚黠，亦投鬼蜮，所以奸贪得志，会计不清”。【118】清人称“前明厉政，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又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更有召买粮料，始犹官给，以银继则按粮摊派，官吏短价克扣，书役勒索追比，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民无控告”。【119】三饷的负担固然极重，而各地方政府的官吏们又从中渔利，大发国难财，致使百姓的负更大为加码，民不聊生，其实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二）司法腐败：《後汉书》卷４９《王符传》引其《潜夫论·爱日篇》说：“乡亭部吏，亦有任决断者，而类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则恃正而不桡，事曲则谄意以行赇。不桡故无恩于吏，行赇故见私于法。”东晋时，“所在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狱吏，枉暴既甚。此又僭逾不从寃滥之罚”。【120】大文豪欧阳修贬官夷陵，“虽小县，然诤讼甚多，而田契不明，僻远之地，县吏朴鲠，官书无簿籍，吏曹不识文字”。无疑是宋代的落后地区，当他“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其结论是“且以夷陵荒远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121】宋徽宗政和诏承认：“狱吏不恤囚，至多廋死，州县公人受文引追逮，多带不逞，用铁环、杵索殴缚，乞取钱物。”【122】元朝末期，王祎的《绍兴谳狱记》详细记述了当地的司法腐败，以及清官贡师泰的断狱，今全录于下，可知地方司法冤滥之一斑：
“山阴白洋港有大船飘近岸，盐夫史甲二十人取卤海滨，见其无主，因取其篙橹，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闻而往视之，怪其无他物而有死人，称为史等所劫。史佣作富民高丙家，事遂连高。史等既诬服，高亦被逮，不置。公密求博询，则里中沈丁载物抵杭回，渔者张网海中，因盗其网中鱼，为渔者所杀。史等未尝杀人以夺物，高亦弗知情，其冤皆白。
游徼徐裕以巡盐为名，横行村落。一日遇诸暨商，夺其所赍钱，扑杀之，投其尸于水，走告县曰：‘我获私盐，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验视，以有伤疑之。会赦，遂以疑狱释。公追鞫覆案具，得裕所以杀人状，复俾待报。
民有阮福者溺水死，指以与谢甲盐船遇，因致其溺。公考问左验，致其溺者乃赵乙也。坐赵而释谢。
徐德元告其弟侄以殴伤，狱既成，公知其诬。继而里民累数十状，发德元所为不法事。公簿责德元恃强横，武断乡曲，持官府短长，及是又以非罪排挤其骨肉，释其弟侄，而坐德元。
徐长二诉其弟为郭甲、郭乙所杀。真杀之者实乙，而豪民郑丙与甲为仇家，故嗾徐使连甲。公既释甲，即以其罪罪郑。
杭民黄生有田在县境，而近僧寺，岁来收租，与寺僧交。僧召黄及其傔二人饮酒，酣。其一人谑侮僧，其一人责之，不服，则击以他物，误中其脑以死。僧惧，移其尸寺外，执黄以诉，谓其故杀人，相胁欲要货贿。公揣知其由，出黄于狱。
县长官鞫系董连二十三人持军器，谋泛海为盗。公廉问得实，所谓军器，大半皆农具，且他无为盗显迹，乃当连等五人私持军器之罪，馀置不问。
杨茂获海贼三十人，不分首从，将悉处以死。公以省录，其为首者止八人，馀皆诖误，并释免之。
诸暨民葛壹素亡赖，客有过其里买栗者，贪其财，绐之曰：‘某山栗多，得利可倍，我俱尔往。’客从之，至山深无人处，以斧斫死之。既而其子来，迹父所在，复绐之曰：‘而父在某山中。’与俱往，又杀之。久之，其妻诉于州，不受，则诉于公，公命吏诣葛所居里推究之，尽得其故。执葛系死于狱，仍磔其尸。
黄声远伪造钞，既自首，与之同造者黄甲也。甲坐系十馀岁，于法，有罪而自首者免其罪，与自首者同罪而有亲者比自首。公审甲与声远乃有服从兄弟，即释之。
何成诉其子因黄保至其家征租，惊惧致死。具狱上，公按之，则其子死以病，而黄与何有隙，以故诬黄，抵何以罪。
馀姚孙国宾以求盗，获姚甲造伪钞，受赇而释之。执高乙、鲁丙赴有司，诬其同造伪。高尝与姚行用，实非自造，孙既舍姚，因以加诸高，而鲁与高不相识，孙以事衔之，辄并连鲁。公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孙鞫之，辞屈情见，即释鲁，而当高以本罪，姚遂处死，孙亦就法。
会稽袁宝与所亲二人泛海，遇剧盗李麻千在海上，惧而从之。至潮阳，麻千率众请自新，官给袁等信券，使归。既归而拘之，仍以盗论。公以谓袁等在潮阳既以自新，复加之罪，则失信于民，贷使复业。
陈兴恃富豪，构结巡司，以被盗为缘，诬平民王氏，执其妻，烧钱灼残其体，公痛惩之。
萧山吴宣差父子怙势为暴，乡民被其害甚。张文有坟山，强据之。文诉于官，反枉文以诬告。公直其事，吴父子皆伏辜。
嵊县张氏妇诉邻人张甲以刃伤之。盖张氏始通于张甲，既又与富民裘乙通，以是致争，互持刃相伤也。悉置于律。
上虞县胥征湖田之逋租，愚民聚众，殴死之，根连株逮，系绁百馀人。公穷竟之。得首罪者一人以死论。为从者十人以减死，论纵九十馀人。
郡地濒海，惟盐最为民病。有余大郎者，私鬻盗鬻，招集亡命之徒，动以千百，所至强人受买，莫敢谁何。或发其罪，公命督捕之，绳以法，徙置他郡。先是，凡以私鬻盗鬻而丽于法者多连及无辜，所司为之传致，并缘为奸利。公下令，事觉，止坐犯人，不得转相连逮。
平反者前後亡虑百馀事。”【123】
从贡师泰的判案不难看出，地方上的司法腐败，大都是与地方官吏的贪谬，豪强的作恶有密切关连。贡师泰作为清官，竟在数年内纠正错案百馀件。然而像他那样的清官毕竟寥若晨星，故古代大多数冤狱的受害者就只能冤沉海底。众所周知，元代的大戏剧家关汉卿正是有感于冤狱之酷之滥，而创作了《感天动地窦娥冤》的名剧。他饱含血泪地控诉道：“不告官司只告天，心中怨气口难言。防他老母遭刑宪，情愿无辞认罪愆。三尺琼花骸骨掩，一腔鲜血练旗悬。岂独霜飞邹衍屈，今朝方表窦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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