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专家：掩盖历史真相是苏共倒台的重要原因

作者：林蕴晖来源：《同舟共进》发布时间：2011年07月27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历史是要接受检验的。从1949年建国到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中共实施的是新民主主义纲领，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在历史分期问题上，龚育之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并认为那种把领导人个人曾有过的说法（毛泽东在审改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当做不可改变的结论，是不可取的。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还要写出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氛围。

龚育之以“大跃进”的发动为例说，要描述1957年以后上上下下是如何抱着很大的信心与希望，酝酿、发动“大跃进”的。要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如何在那么一种政治背景下、在那么一股潮流下发动起来的，写得具体一点，让人知道“大跃进”是怎么一回事；而不在于花太多的笔墨。作为通史，既要写大轮廓，又要给人一些具体的感受，后来人可以一看就大概知道历史是怎么过来的。

所谓站在时代高度看历史，龚育之指出，从历史决议和《邓小平文选》二、三两卷的论述看建国以来的历史，就是现在的新高度。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写过去的历史，不是去任意改写历史的原貌，而是对历史的原貌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脉络有更清楚的理解。（《龚育之论中共党史》）

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站在科学立场写历史

关于党史编写工作的严肃性，作为指导原则，龚育之提出：要做到“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立场写历史”的统一。他说：“站在党的立场，就是遵循党的基本理论的指导，就是遵循历史决议和《邓小平文选》关于党的历史的论述的指导。”“党的立场同尊重历史事实、追求历史真理的科学立场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的”。（《龚育之论中共党史》）基本思想是既要遵守党的决议、党的宣传纪律，又不能躺在决议的“本本”上无所作为。要做到追求真理和遵从决议、服从真理和服从决议的统一。

对什么是党性，龚育之也有过专门论述，他说：“何谓党性？遵守党的决议，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党的纪律，这是党性的极重要的方面，没有这个，党就不成其为统一的有组织的有战斗力的政党。但这不是党性的唯一要求。党性是有丰富内容的。（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编写建国后的历史，要做到“党的立场”和“科学立场”的统一，突出反映在对历史发展经历的曲折过程在叙述中如何把握好分寸，这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部分尤为重要。对这个敏感问题，龚育之指出：“关于这个十年的总评价，要把成绩讲充分，把人民在奋斗、党所作的努力如实地写充分，而且从经济建设、经验积累、干部成长几个侧面讲充分。失误不要渲染，但也要如实地讲透。不是说成就是主要的就大体都很好了，还是有两个侧面，两个趋向，造成过很大损失，‘左’倾错误有起有伏，伏而又起，愈演愈烈，终于占了上风，酿成‘文化大革命’。‘文革’前的‘左’加上‘文革’的极左，构成二十年‘左’的错误。”（《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无论是成绩或错误，都要实事求是，不避不讳。既不用成绩遮盖错误，也不因错误而否定成绩，这就是党的立场和科学立场的统一。

评“灭国先灭史”说

在党史和国史学界有一种论调：谁在说我们过去犯过什么错误，就会给你扣上一顶给党“抹黑”的帽子，并以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垮台为例，制造所谓“灭国先灭史”的一套“理论”。现在党史、国史研究所以禁区多多，所依据的正是这个“理论”。其实，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共产党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在历史上就没有向人民讲真话，而是掩盖历史真相，因此，一旦历史的真相大白，才被曾经受欺骗的人民所抛弃。

诚如列宁所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

关于共产党人对待错误应有的态度，毛泽东也多有论述。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事实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没有回避“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明确写到“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如果不对历史上的错误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能成功结合吗？

但作为当政者，要能清醒地检讨错误并不是一件易事。1956~1989年担任了30多年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日夫科夫在回忆录中说：我们有个弱点，就是记载下来的巨大成就有时压抑了我们总结失利的原因和后果的能力，从而也使我们对采取注意事物根源的方法不感到必要。在新的形势下，事情越来越清楚，失却这种新的方法不仅使我们面临困难，而且使我们面临对社会主义本身命运攸关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弄不清社会主义的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是应该改变还是更换。（《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这是日夫科夫总结的保共最终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如何通过历史研究，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龚育之曾有专文做过论述，他指出：“对党的决策实施的得失成败，根据在实践的结果，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现有决策的坚持和发展，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讨论性的探索。这样的研究，不但‘非官方’可以进行，就是‘官方’也是应该进行的。不然，谈什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谈什么决策的调整和创新呢？”（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要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就必须对历史过程、历史事件作过细的研究。龚育之在《读张泽石的两本自述》一文中列举了上世纪50年代前期发生的志愿军归俘人员受到不公正对待，扬帆事件，潘汉年事件，胡风事件，广州的布鲁、陈坤事件以后，强调指出：“总之，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而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有在深入了解和总结历史事件、历史过程中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如果对这类历史事件人们都没有具体了解，都淡忘了，淡化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那么，历史的悲惨有什么把握能够避免重演呢？”（《党史札记二集》）我想，这就是对“灭国先灭史”说的最有力的回答。

总起来说，历史研究要从事实出发，要把史实放到当年的历史条件下考察，要以实践的社会效果作为评判正确与否的标准。党的历史既有“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也曾“走麦城”，无论成就或失败都是研究的对象，都是丰富的遗产。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历史，将能使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变得更富智慧，这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和编写党史的意义所在。

（文章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7期作者：林蕴晖原题为《要严肃、严谨地对待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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