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看东欧转轨

 

当事人20 年后看东欧

 

第一要谈一下当事人，也就是剧变推手，他们是怎么看东欧的。去年11月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了一次苏东剧变20周年的讨论会，剧变中的主要人物都到场了，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前斯洛伐克总理杨•卡诺古斯基、前波兰总理别莱斯基、前匈牙利外长耶森斯基等人参加了名为“铁幕崩溃20年后，我们的梦想真的成真了吗？”的会议。从他们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强的失落感，觉得社会不需要他们，而且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网络媒体，对人们的通讯方式和交往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这些人有一种失落感。

 

他们自己回头看这20年，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哈维尔说，1989年的想法基本实现了，没有背叛和放弃。不过从形式民主迈向真正的民主，这个路还非常遥远。如自由选举、多元化体系、行政向议会负责、以及自由的表达，这些方面都已经实现了。但是从政治文化上来说，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建构还不够，哈维尔觉得他在1989年之后做了很多的错事，就是太相信经济学家。这个跟哈维尔本身有关，因为他是一个剧作家，又是一个道德主义者，捷克是比较崇尚哲学的国家。他说他一直认为经济改革很复杂，但是经济学家把它弄得更复杂了。他过分相信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是专家，虽然与他们的意见不合却还是支持他们，有些常识性的东西，回到常识真的不复杂。他说，其实我在任的时候，没有做到一个彻底的道德主义者。

 

1989东欧剧变有几个特征，第一特征就是突发性，几乎无人预料得到；第二是非暴力，即“天鹅绒革命”，他们认为这是1989最大的一个贡献。如果1789法国革命的图腾是断头台的话，那么1989年剧变的标志是圆桌。他的行动主体不是阶级联盟，而是广泛的社会大联合，运动的高潮不是恐怖暴力，而是妥协谈判，抗议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全新的乌托邦，而是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安排”。所有人不可能用暴力来实现目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原来是因为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事件之后，苏联怕各个国家都能够调动军队，尤其是调动野战部队，规定任何国家调动部队必须要有两道手令，一个就是华约总司令的，一个就是所在国。这两道手续齐全，才能够大规模地调动武装部队。在苏共二十八大以后，戈尔巴乔夫就已经放弃了这一点，到1989年时很多国家也的确有过这种镇压的想法，但是调动不了，为什么？像罗马尼亚的国防部长就自杀了，他自己可以下调，但是华约这道手令已经没有了，华约的这个，戈尔巴乔夫基本已经放弃了，但又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在谁都不负责任的状况下，部队没有办法调进，所以，所有的人只能坐下来谈，坐在圆桌上讨论。后来就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大联合。像俄国，坦克上街了以后，也会调转枪口，他们认为东欧其实在剧变前，很多人并不渴望资本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东欧人主要是渴望自由的生活，他们认为在苏维埃帝国的压制下，人们都有一种恐惧感，这个粗糙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普遍的权威主义，长期以来，带给人们一种恐惧感。

 

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不一样，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原生态的，是靠坦克输入的。东欧各国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其民主化是自下而上推动的，而另一些国家的民主化更像是从天而降，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说，队伍解散了，你们自谋出路吧，于是政府稀里糊涂披上了民主化的外衣，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注定了它的空心型。在东欧民主化的冲动强于市场化。对经济转轨批评多，但罕有对1989年剧变的批评。

 

如何全面客观地获取东欧的信息

 

我们国内怎么看东欧的报道，如何全面地看东欧的信息？（图：共产主义博物馆街头海报：斯大林与时髦女郎）

 

 

90年代初，我为什么要写《新饿乡纪程》？因为大家都觉得新华社的报道不真实，新华社说我们有纪律，要过滤，有选择地截取信息国内对“剧变”后东欧的报道主调是“剧变”，强调他们抛弃社会主义后的困境，这就不是全面客观的报道。转轨以后，一些东欧国家向西靠的力度比较大，与我们的经济联系逐渐减少，因为以前我们是经济互惠国家，和这些国家有经济上的来往。在那个时候，东欧的报道是有选择性的，在“阵痛”时期，东欧的报道也很热门，这些国家现在已经不爱用“东欧”这个称呼，因为这个称呼是带有政治含义的，就像现在不能把美国称为“前英国殖民地”一样，这个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因为国内的习惯，我还是用的“东欧”，但我在那里是不用这个词的。

 

进入“第二个10年”以后，大多数国家已经走向复兴、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波、捷、匈、斯这些加入欧盟的国家，已进入“新欧洲追赶老欧洲”的时期。这以后我们的官方对东欧没有太多的兴趣，所以坊间有一句话：关于东欧，“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人家在正常发展，带着情绪选择信息容易对国内舆论造成误导。

 

2009年因金融危机，东欧国家又一次进入新闻媒体视野，我国媒体大量报道了中欧转轨国家在此次危机中受到重创的情况，据公布的统计数字也显示它们遭遇到了转轨以来最大的危机，用了很多的词，“东欧沦陷”“东欧危机”“东欧贫血症”“东欧遭遇滑铁卢”“第二波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大做文章。

 

两个“逆向”印象是怎么形成的？

 

当时有人采访我，问我怎么看，我觉得报道有偏差，并且那时我的资料不是特别全，就到那里实地看了一下，发现跟媒体报道的差别非常大。的确，金融危机对他们有冲击，但绝不像我们报道的那样，给我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们非常平和，他们的新闻媒体表达方式和我们国内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舆论生态环境跟我们也不一样，发布的消息评功摆好的少，批评指责的多，电视上和报纸上都是负面新闻，全部都是批评的，这里面当然有媒体追求轰动效应的行业习惯，也有新闻监督的职责。所以，他们是一种重负面轻正面的新闻习惯，宁肯在负面上夸大。还有，这些国家的数据非常多，因为新闻媒体很多，官方媒体处于主场弱势，在国内不具有主场的优势。没有新闻管制，媒体独立，当然也有大量的数字相互矛盾，媒体间对同一事件数据统计差别很大，我自己就很疑惑，到底取哪一种。我们只截取对我们有利的数据，而这些数据需要大量的考证比对才有说服力的。随便从里面拿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话，真的很容易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在俄罗斯，我们去民调公司了解，他们就问你出什么样的钱，要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奇怪，没有调查就知道？他说你出到什么样的价码，你要什么样的结果，就能拿到什么样的结果，问卷设计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这才知道，其实这里头有很多的猫腻。

 

想真实地了解这些国家，就不能单纯看统计数字，也不能单纯看一两家媒体，最好要有综合因素的整体分析，比如政党发展，政党政治经历过“多党林立”、“向左右整合”、以及逐渐“常规化、规范化”的几个阶段。当地的政治学研究所跟我们也是这样谈的，东欧西欧化，我们正走在西欧化的道路上。他们本地人和新华社记者不一样，，我就问我们新华社的记者，他们说不是不是，你别听他们瞎忽悠，现在根本就不是常规化，现在是碎片化、是矛盾暴露的无序化。为什么同一个地方的两个人认识有这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的记者在那里主要是看新闻，看报纸，左右派的争论、内讧到处都是，不断衍生的分化，眼花缭乱的新党，所以很多人感觉这不是常规化，这是碎片化。我把这个问题带给捷克学者和波兰学者，他们说我们新华社记者认为旧体制下是高度一致的，是团结坚不可摧的，现在这种，乱糟糟，只不过是你们站在你们的立场，我们认为现在比过去的“高度一致”和“坚不可摧”是一种进步。所以我们不要以我们的思维逻辑看他们的问题。这是我在那里比较大的收获。

 

至于经济转轨问题，在与查理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雅德维加•沙黛沃娜座谈时，她也提到捷克国内都在批评克劳斯所搞得“证券私有化”，似乎责备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乎没有一个阶层是满意的，如果单看报纸和民调，似乎“90年代搞的‘证券私有化’已是糟得不能再糟了。” 但“谁也无法证明如果不这样做会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当初不这样做，有没有更好的？似乎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这只能说明它的信息透明和公开。捷克和别的国家不一样，捷克在1918年立国时，一直到苏联阵营之前，就继承了奥匈帝国80%的工业产值，这样的国家是有自豪感的，而且和波兰、匈牙利不一样，他们的宏观经济比较好，不愿意像匈牙利那样，敞开大门一切全卖光。我说“现在还不是殊途同归，基本上是一样”。她说“这个过程如果是略去了，如果没有起点平等，直接奔向结果的话，捷克人是无法接受的”。我说“你们的私有化还没有我们的产权明晰化搞得快”。她说“对，的确如此，但是每一个博弈过程，都是充分展开的，交易成本的确比较高，但现在已经左右轮流坐庄坐庄这么多回，没有任何上台的一方对过去私有化的过程进行过质疑，就是因为博弈非常充分。 ”

 

如果一开始就走匈牙利的道路，捷克人是无法接受的，因为捷克曾经以奥匈帝国21%的人口继承了80%的工业的历史辉煌，而且共产党时期对外收支比较平衡，既不需要像匈牙利那样靠变卖国有资产来还债，也没有波兰那样强大的工会要照顾企业的内部人利益，而本国人又没有能力购买国有资产，所以才有了全体国民平分的“证券私有化”，这个出发点并没有错。大家批评很多的是后来“捷克模式”暴露出来的问题。人人都关注“大众参与讨论”与“事后诸葛亮”式的批评，恰恰反映了“大众私有化”的“大众性”。

 

给外界造成负面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的反对派批评得很多，反对派都有自己的媒体，所以反对派为了证明政治对手有错误，他们到处找证据，他们也是最有力的监督方法。

 

我曾经问过他们怎么治理腐败，他们有四个法宝，第一就是反对派，第二个新闻监督，第三是宗教，第四是才是高薪养廉。反对派经常会抖出一些猛料。波兰剧变前的政府发言人乌尔班办了一份叫《不》的报纸，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个黄色刊物，因为里面经常有一些不堪的照片；波兰的第三大报所有人都拿着，你在地铁上都可以看得到。后来他们告诉我是专门揭露政府高官私生活的一个报纸，在老百姓当中很受欢迎，这些人的本事特别高，能无孔不入，再秘密的事他们都能找到。这也是一种监督。当然，一方面老百姓想要看看高官的隐私，另外的确也是一个监督。

 

另外，执政者说自己好话的时间也不多，因为是议会政治，轮流坐庄，执政时间很短，上台者要说明前人留下的烂摊子与自己的政府能力无关，临下台时又要为自己推卸责任，所以说好话的时间委实不多。反对派批评也罢，媒体批评也罢，为什么有时候政府自己也不给自己说好话，因为政府自己经常要推卸责任，比如说金融危机，很多人都倾向于夸大它的影响，对政客来说这个责任是不可抗拒的。四年当中“两头各刨去一年忙竞选，中间两年中有一年适应期，真正管事的也就一年，还等不到大展宏图就又面临选民选择，政府如不能像变戏法一样做到‘吹糠见米’的政绩，又会成为民众选择的‘新的排列组合’的对象”。

 

对执政党来讲，他们可以找到借口的是，接手的基础就不好。从政府的角度看，可以不承担连带责任。很多人也批评，四年一换换得太快了。我问当地的老百姓，如果只有两种选择，只有旧体制下和四年短期的选择，你们选哪一个。很多人还是选了后者，后者第一是一个减压法，第二是公共权益的表达渠道，老百姓不满意，可以把别的政党选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