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提问1：你刚才讲的民主和集中是我们现在实行的，并非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王贵秀：要解决应该是不难，但是根深蒂固形成的惯性要改变很困难，关键还是政治体制改革要全力的充分的调整权力机构。现在孤立的是很难进行，民主的集中制本意是讨论时人和人的比例，发表谈论就是表决，表决时书记的意见通过是少数，书记意见被否决是很正常的。当时列宁在中央讨论问题也几次被否决没通过，列宁时期开代表大会有正报告和副报告，正报告就是上届中央委员会的主报告，有不同意主报告的可以联合联名发表副报告，主报告和副报告一起在代表大会发表，要讨论，我们现在的代表大会没讨论而且时间短，要真正展开讨论、经过不同的意见辩论才能表决，有个前提，参加的委员本身的民主权利没有用到，我们现在整个的体制没有变化。我们现在的汉语太丰富了，发明了“违心的”，从个人来说，怕自己受到损害有个人的打算，从制度环境来说，就是权力没有保障，就产生了违心的表态。我们现在“不说假话不能生存”。林彪有一句“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我认为他还没有全说完，现在有的办一点小事，也要讲假话才能办成。比如现在小孩上幼儿园或者是上小学，原本是很正常普通的事，但是不找关系、不找门路、不送礼就上不了，这就是当今民主体制大环境。具体来说，书记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力？常委监督不了书记，书记、副书记和常委是全委会一起选举，都是全委会授权，书记只有全委会才能管，常委不能罢免。现在相比国民党是全党选举，我们实行不了。书记能不能由常委会选举产生，全委会选常委会、常委会再选书记？而且选举制度必须与弹劾罢免制相配套，有权选举就有权罢免，按照占多少比例的差额，就启动弹劾罢免程序，但是建立弹劾罢免制度是有危险性的，本身实现的具体个案不是很多，这样的书记不能随便选，常委可以左右，书记的权力是常委赋予的，说穿了权力来自哪里是很复杂的，也是必然的。这不是随便说说而已，我们老是说对上负责、对下负责、一致执行，一致不了，上面领导赋予权力，你还得向下面负责，不存在的问题，只是说说而已，做不到。刚才讲的书记办公会都是必须取缔，比如说常委会讨论，议题也不能全盘由书记定，我们现在就是书记决定议题，议题是非常重要的。简单说观念上的改变，我们现在很多的党委会是不是民主决策，是不是集体讨论决定，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书记的做法。

    

提问2：现在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什么？

 

王贵秀：现在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说穿了就是决策者本身为了自己的权力利益没有勇气调整，这是最大的难题，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同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初是自发的，不涉及权力系统，没有相对性，最后要能成气候必须得到上面的政策支持，最后形成上下互动。政治体制改革自下而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要直接触动权力利益，现在有的学者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躲开，而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这些叫做政治体制改革。一本《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里讲的全是“财政体制、土地制度、税收制度”，我所讲的党政制度、书记决策一个字都没有。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在哪儿？民间的动力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意识、主体意识的发展，而要形成气候不是短时期所能形成的，不能短时期形成气候，上面又没有推动力量，到时候恐怕身不由己要出大问题，我说这是我的担忧，也是非常大的矛盾，有很多国外回来的留学生也对基层民主的往上延伸寄予很大希望，我是不寄予很大希望，本身要搞好是很困难，现在出现很多问题，搞不下去了，有的基层做的较好，是靠上级领导开明允许，要是发现变了也就不行了。本身就很难进展，要是长时间积累慢慢进展，真正依靠民间发动力量成气候，那问题就危险了，所以必须要自上而下，它是一个上下左右、纵横纠错的党政权力体系，就是从工业到乡镇、基层，我们所谓的基层往往是村庄，村庄是社会自治组织，根本不是政权，靠他们推动政权改革是不能的，没有力量推动。有机的联系比如说前些年的机构改革，十三大以后，开始是16个中等城市试点再扩大，试到最后的结论是“下动上不动，越动越被动”，机构改革就是合并减少，上面不对口，要编制要人员要钱都没人批，这就是局部推动，从哪儿入手？十三大的思路基本上是从中央开始，乡镇一级先放一放。1956年，八大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改革也是从中央开始，首先是中央，八大就开始，实行党代表常任制，从八大就开始实行不是简单提出的，八大开了八大二次会议，筹备常任制的二次会议，八大第三次会议基本上已经筹备的差不多，筹备到现在还是在部分的县市试点，太慢了。1956年就从中央下令到地方，到今天改革开放十几年试点还在试，所以，我提出了常任制改革问题四句话原则：“加快进度，提高层次，扩大范围，加深内涵”，加快进度就是太慢了；提高层次就是县级，市也是县级市；扩大范围；加深内涵就是一定要有常设机构选举产生代表大会。我个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对要害的实质性问题解决拖的时间越长，越晚难度越大，本身老问题解决不了，新问题越积累，阻力越来越大，就是权贵集团、权贵阶层逐渐形成，形成后会强化、巩固，开始阶段权贵成员对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并不是很自觉，拖得越长越来越自觉，抵制改革的意识越来越强，这是谁也抗衡不了。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还有时机问题，错过了时机，越往后难度越大，1982年是一个好的时机，“六四”风波以后我认为是最佳时机，邓小平也讲了：整个学生群众提出的口号是反复强调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但在那个形势和气氛下很多官员抵制，有很多还要顺应那个潮流，现在的性质已经变了若干，我们现在要谈明白，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行。有的人总是寄希望政治强人出来推动，我个人看法是，第一只要有政治强人推动，我们就老在旧套路出不来；第二我想中国出不了政治强人，时代过去了，客观环境和主观因素也不具备，在我们现在的体制之下，对优秀人才特别是政治家是不可能、也不予许你出现，就像掐尖一样到最高层都掐光了，这是我们的体制问题，不像过去打仗一样是要英雄。从理论上说对民主有异议的人还是主张“新威权主义”，就是经济上自由化、政治上集权化，通过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的权力来推进经济制度化、推进市场经济，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需要或者说不可避免。但是我想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尽管是很不完善，但是基本路子已经上了轨道，在这个条件下，中国的新威权主义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没有新威权主义，个人政治强人是不是就没有权威？当然有权威，民主权威，过去是个人权威，现在要树立民主是最大权威，因为民主是多数人的意志，就像新加坡。我认为新加坡是西式为体，中式为用，内涵是西方的民主主义，运用是东方传统文化的说辞，李光耀就是典型的英国绅士，送到英文小学，留学英国有经济学、法学博士，回到新加坡是靠工人运动起来，开始是人民行动党，是搞多党制，共产党还不可以安排内阁成员，后来的关键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共产党被完全撵走，实际上是经过全民公决，绝大多数支持政府，共产党是少数人违背多数人的意志，我们用左的一套影响他们。而且有人说他独裁专制，主要是执行法律比较严格，惩罚手段一般的西方人都接受不了，我从其他方面了解到新加坡决策还是很民主，议会多数决定以后，执行非常果断，不执行就重议，我认为这是民主的原有之意，多数人的意志已经定了不执行不应该受到惩罚吗？行政执行果断，决策也很重要。后来因为决策时符合多数民意，所以议会讨论时就很少反对意见，绝大多数就通过。这样他们自己感觉到不好，就专门安排了反对议员，最后讨论结果还是多数人。他们的法制观念特别强，普遍的法制主要是靠教育还是靠执法？我认为在近期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还是靠执法，光靠法制教育是非常难。

    

提问3：不论是中国还是朝鲜、越南，所有的共产党政权都一个特征：最后都走向了集权。是不是这种政权带有深切性的集中权力的经过？我们非常痛心的看到国家一次又一次的错过了政治改革的良机，到了今天民间这么多人在改革孤僻的情况下，请综合各方面的力量谈一谈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曙光，也就是我们的国家能走到哪一步？

 

王贵秀：我是比较倾向于从发展党内民主着手，我们统计有七千三百万党员，尽管我不认为都是合格的，而且我也认为太多，列宁说过：“党员宁可少些但要好”。现在的时代和革命时期是不一样的，那时是为了信仰，不顾牺牲，不顾个人利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执政以后，有一个致命问题，有很多就是为了谋生方便，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分子也不少，尽管有这样的问题，我还是认为七千多万党员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改革是对共产党的形象考验，我认为扩大群众基础不是主要，关键是对共产党有意见是党员表现比较多，苏共垮台时宣布一律全部解散，一千八百多万党员没有人出来抗争，要是有八百万出来抗争会是另外一个局面，苏联如果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要是有人出来抗争，我想就会发生流血事件，我个人看法苏联的垮台是必然，有人说戈尔巴乔夫是修正主义等等，离马克思主义太远，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样的一个大党、大国反过来宣布解散没有人反抗，就证明了没有军队基础，没有党内基础，就没有存在的条件，我想戈尔巴乔夫充当了最后的一根稻草，省了抗争，减少损失，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们有七千万党员，我认为我接触的很多党员还是有积极性的，就是因为保障不了言论自由，所以我研究党章，贯穿党的灵魂的就是思想言论自由。

 

 现在是党内民主滞后、国家民主滞后的社会主义，以人民代表为主体的民主法制建设都是表层的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在党内多数人的权力没有能够发挥，党内决定问题就是说书记不能一人说了算，书记牵制，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党员起来多数人表达他的意志没形成力量，我曾在研讨会提出要让党内的不同思想派别公开化合法化，思想派别有制度保障，实际上是各种形态非常复杂的，改革开放建立不同思想，不同思想都不一样，贯穿不同倾向，形成不同思想派别，派别是没有组织或者说是不稳定的，比如今天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我们相同，在讨论另外的问题时，意见不同又分成不同的集团，所以不是稳定，而且合法的、公开的渠道、下面决策机构形成的派别意见都能反映到决策层面，在决策层把党内意见整合起来，如果多数人非要改革不行，也可以上面先不采纳，我相信下面反映的意见比较占主流的、多数的，上面不会不考虑，而且还会出现分歧，有的反对、有的认为可以考虑，按照预定规则最后议论变成多数就形成了。实际是博弈，比如现在的人事安排、决策都是在平衡讨论。我有一次和日本人谈，他老向我提“中国的一党制能不能实现民主法治？”，我认为多党制就是以不同意见形成压力，让当政者不能随心所欲，西方国家的反对党加起来能有多少人？我们如果七千万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比你们的力量大多了。一个人的意见没效果，如果是几万人的意见提出就是压力，领导层的决策不能还是随心所欲，坚持他的意志，政治规则的运行都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理想的想法，都要考虑各种力量和各种关系。我认为党员和群众不是隔绝的是一起的，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凝聚成力量，通过制度可以层层往上反映，还有内部的刊物，在列宁时期中央都有争论专页，我们现在讨论意见都不说，就是有最后的结果，现在提出党务公开是逼着都不搞。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让领导层很顺当的进行过程里主动提出改革，恐怕那是不太现实，都是问题和矛盾逼着没法不改不行。我想这就需要党员民间形成各种各样的力量，领导层感觉到不改不行，慢慢的往前推，太急了也很难办。

    

提问4：最近看了您2005年发表的文章“民主思想是解放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条件”，1979年也提出和讨论了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问题，现在看来也还停留在讨论中，当时的环境、决策层也是比较开明的，民间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活跃的，请问1979年—1989年十年的推广和实践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王贵秀：后来的主要问题，有两段，一个是清除精神污染，一个是反私有化，这显然是对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有些左的代表人物当时有很多活动。我们要有大的思想解放，民主推进需要高层领导来倡导支持，没有倡导支持也可以民间有，但是声音很小。理论上说为什么开的那么好呢？前面有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到头了，胡耀邦上来就是要开成民主的、畅所欲言的会风，是一开始就提倡，而且得到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在第一阶段开始的大会动员先进行评判，胡耀邦讲话事先发了引言，结束的时候中央又带来邓小平的两句话：“不设禁区，不下禁令”。所以理论务虚会是可以说在前期，在牵引阶段没有争论，都是向解放思想的前途跑步，就是有的发言的调门有差异，没有针锋相对的对立辩论。到第二阶段以后，理论务虚原来也是很解放的思想，后来也分化了。

 

 我们现在对解放思想有很多束缚，有人提出“长期和党中央思想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这个提法是错误的，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有文献根据的，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正式条例》是修改了前些年的试行条例，在试行条例上，明确规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到了2004年正式条例把“在思想上、政治上”删掉了这是对的，在思想上保持一致是毫无道理的，而且这个规定和党章的另外一条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冲突，另外一条是“党员在讨论党的决议和政策时如有不同意见可以申明保留，向党的上级领导，党委和中央提出”，所以这是束缚人的思想。我就是苦于现在的学者对政治体制问题呼吁的太少，声音太小，我就希望呼吁的人越来越多形成力量。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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