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共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

作者：信力健来源：作者博客发布时间：2010年07月16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第六次路线斗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认为“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11月，共产国际派全权代表米夫来华，扶植王明上台。1931年1 月，米夫强行在上海召开和操纵六届四中全会，使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变成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不久，又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此时，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由于有工人出身的招牌，米夫无意让其滚蛋，保留其职务，但实权掌握在王明手里。这次会议，王明事实上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成为上海临时中央的核心。

事后，王明随米夫返苏，进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书记处，把秦邦宪（博古）留在国内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从此，王明通过国内的博古遥控指挥党内重大事务。

上海临时中央位于国民党统治的白区，王明要实施自己的政治路线需要借助苏区中央局。

1931年3月18日，苏区中央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4月中旬，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上海代表团来到中央苏区，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这两次会议，王明的“左倾”路线开始影响中央苏区。

由于向忠发被捕，上海中央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这时，王明开始向苏区和红军扩展，打起“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向坚持正确路线的苏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夺权。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在瑞金召开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该选了苏区中央局，解除了毛泽东担任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1932年8月到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12次全会，会上，王明发言说，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苏维埃红军即将胜利，国民党迅速崩溃。根据大会精神，要求中国加紧革命战争，对中共提出了“为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斗争”的六项任务。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意见，对毛泽东进行了指责，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议决定调毛泽东专门做政府工作，使他离开红军领导岗位，接着，还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这样，毛泽东就被剥夺了对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

1933年 1月，上海中央在上海已经难以立足，经共产国际批准，迁往中央苏区瑞金。这样一来，王明便可以更直接的插手苏区的党政军事务。2月，中央开展对坚持逃跑退却路线的“罗明路线”展开斗争。4月，又斗争了抵制王明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必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

中央苏区取得了前4此“围剿”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王明则更加捉紧了对红军的控制。不过，其实王明远在苏联，他是通过苏区的博古进行遥控。共产国际派军事顾问李德来苏区后，李德取得了军事指挥权，实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更把第五次反围剿看作“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但是，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了党内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第七次：高岗反党集团

高岗，原名崇德，早年曾与刘志丹、谢干长等一起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号称“东北王”。

1949年5月20日，东北局社会部的邹大鹏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东北城市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上存在一些“左”的倾向。刘少奇接到信后，以中央名义向东北局发电作出了指示，要求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和纠正。电文经过了毛泽东的审阅和修改。12月，高岗在东北人民政府县以上干部农村会议上，明确指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给是不对的。会后，东北局向中央请示党员是否允许雇工的问题。1950年1月，中央组织部刘少奇回复说，“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也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还说，“农村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当晚，刘少奇在和安子文的谈话中，他还说“……认为党员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2月，高岗把“回复”连同谈话材料送交毛泽东。毛泽东把材料批给陈伯达，明显流露出对刘少奇谈话的不满。

4月，山西省委担心出现两极分化，向中央提出互助合作化水平的意见。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报告中加了一段批语，指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久，毛泽东则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9月，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起草了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高岗闻讯后，立即起草《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抢在决议下达之前呈报中央，以示对毛泽东的追随。毛泽东看过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指示杨尚昆印制一个小册子，送达中央和省市的相关部门。

1952年11月，高岗、邓小平等各地领导被调到中央工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2月，政务院通过了财政部修改的税制方案。但1953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个省市财委纷纷给中央写信。毛泽东迅速做出反应，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严厉指出，“新税制改革，中央既未讨论……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尖锐的批评说，“公司一律平等纳税”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税制修改没有报告中央，倒是找资本家商量了，这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为此，严厉批评了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

为了整倒刘少奇，高岗从1949年起，就留意收集刘少奇在各种场合的言论，准备把这些材料作为攻击刘少奇“右倾”错误的炮弹。他还对别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1953年6月，党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期期间，高岗鼓动一些同志“放炮”。据后来陶铸说，第一次小组会议后，高岗请陶到家吃饭，并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重重整一下薄一波，反对薄一波的“圈圈“，希望陶铸能放头炮。还说，他被调离东北，就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 7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夸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周恩来在发言中意味深长的说，有的人“对人批评不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直接说，而是绕弯子说”。高岗并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在会上做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由于会议气氛过高，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指示，调陈云、邓小平回京参会。邓小平说，薄一波犯了很重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最后，毛泽东为会议作出了政治性的结论：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

在高岗事件中，饶漱石做了积极的配合。1953年，饶漱石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他看来，高岗是上升之中的明星，刘少奇、周恩来都不行了。在一次会议上，饶漱石对安子文发动突然袭击，指责安子文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安子文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刘少奇，刘少奇找饶漱石谈话，告诫他要冷静。饶漱石则称安子文“胆大妄为”，继续向其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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