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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赞荆轲，感人的误区：认清中国特色的恐怖主义
二、古代中国认识恐怖主义的误区
中国古代，对杀降、屠城是有谴责的，虽然不够。盗贼和邪教团伙荼毒生灵的罪行，也为人所不齿。但对刺客、游侠这类人物的恐怖活动则缺乏清楚的认识。荆轲刺秦王，在中国从来就受到歌颂，至今不衰。连陶渊明也写下了赞颂他的“咏荆轲”，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我以为这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一种文化现象。
渊明先生对荆轲的赞颂，可概括为三条：
1、反抗强权（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2、不怕死（心知去不归）
3、为知己者死（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他也看出荆轲这样做，是为了留名后世（且有后世名），虽然这与他的“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的人生态度不一，在这里也没有对荆轲否定之意。
古人生活在封建社会中，自有他的价值观，往者已矣，不必去管他。但作为今人，如果还沉浸在古代的意识形态中，就难免与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大相径庭了。
我们还应当看到，古人赞颂荆轲，有些实是在借荆轲抒己之怀，评价并非根据历史的真实。
照我的看法，对荆轲，固然不能用今天对待恐怖分子的标准去评价。但至少不值得称道。他的刺秦王，每以为是弱燕抗强秦暴政之举。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实为两个利益集团的争斗，其间复有燕太子丹与秦王嬴政的个人恩怨，如史记所记：
“燕太子丹者，故尝质於赵，而秦王政生於赵，其少时与丹驩。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荆轲之行实为太子丹对他极力收买的结果。诸如“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適其意。”（出处同上）
“轲与太子游东宫池，轲拾瓦投龟，太子捧金丸进之。又共乘千里马，轲曰‘千里马肝美’，即杀马进肝。太子与樊将军置酒於华阳台，出美人能鼓琴，轲曰‘好手也’，断以玉盘盛之。（出处同上，史记索隐引《燕丹子》）
除了用黄金，还用杀掉千里马，砍下的美人的双手等等手段来讨好荆轲，换得荆轲说了句：“太子遇轲甚厚”，也就为太子卖命了。
每读到这里，不免心神震栗，那被砍去双手的女子不是人吗？！千里马不是生命吗？她没有了双手今后如何生活？念念于心。这样对待人和生命的燕国统治者，能善待他的人民吗？而燕国为什么会处于弱势，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其统治集团的腐败，燕昭王在位时（前311-前279）革新政治，任用贤能，也曾强盛一时，即是证明。
我们还应看到，公元前260年，即燕武成王十二年，赵国长平之役大败于秦，“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此时的燕王不顾臣下的劝阻，乘人之危出兵袭击，证明他们也非善类。当时列国争战，都是在狼前如羊，在羊前如狼，无所谓谁代表正义一方。现在他们反秦是为了燕国的百姓吗？无非是担心他们自己的统治即将覆灭而已，我们今天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不应再这么看了。
再有，按说太子丹本是燕王派到秦国去的，他是私自逃回，又派去刺客，给了秦国以出兵伐燕的口实。前227年荆轲入秦行刺，“於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前226年）十月而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於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後五年，秦卒灭燕，虏燕王喜。”（《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公元前222年，秦把燕彻底灭掉了。
当然，没有荆轲的行刺，燕早晚也是要被秦灭掉的，但太子丹的作为，终是对燕国不负责任的行动。
秦末大乱，楚、齐、韩、赵、魏均寻求其故君之后代再立国称王，独燕国先是陈胜部将武臣派旧上谷卒史韩广为将，管理燕地，燕地贵族遂拥立韩广为燕王；秦王朝覆灭後，项羽立其部将臧荼为燕王，均与原燕王室无关，或有其故。
古时评价荆轲的文人学士，对这段历史未必都不清楚。为什么异口同声都是歌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