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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赞荆轲，感人的误区：认清中国特色的恐怖主义 >> 阅读
陶渊明赞荆轲，感人的误区：认清中国特色的恐怖主义
我以为，渊明先生赞颂的那三条，就是惑人的误区。
我们不能认为只要是弱者反抗强者或者是针对坏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同情弱者也许是人类的天性，有可贵的方面，但对于弱者来说，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弱者，找出原因，寻求自强之道，而不是采取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对强者所为，也不能因其处于强势就视为一切皆非，如春秋五霸中的齐桓、晋文，在解决各国纠纷，特别是联合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各国，抵挡落后的游牧文化的侵扰上，起了重要作用，连孔夫子也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卷七，子路第十三）赞扬的是管仲，也是赞扬作为霸主的齐国。
还要看到，实际上弱者总是多数，如都能振作起来，即可转弱为强，自不会在受人欺侮。孙中山先生晚年认识到革命的成功在于“唤起民众”，这是是经验之谈，根本之道，希图以恐怖手段改变现状，实际上并不能解决问题，徒失去同情，加速灭亡而已。亦如秦晖先生所言“马克思主义是主张暴力革命的，但像暗杀这样的恐怖活动也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拒绝。当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的政治恐怖活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清末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活动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也不能认为只要敢于去死，为知己者死，就一定是可敬的义举，还应当看看为什么去死。
即如前面提到的那些刺客，专诸刺杀吴王僚，不过是为了吴国公子光夺取王位；聂政刺杀韩国的宰相侠累，也不过是为严仲子消灭政敌，还有个要离，更为不堪，他为了能刺杀吴王僚的儿子庆忌以巩固当上国王的公子光（此时称吴王阖闾）的权位，实行苦肉计，不惜让自己的妻儿被杀掉并被“焚之而扬其灰”。（《吕氏春秋·忠廉》）
所谓“知己者”，仔细一查考，其实许多不过是被那些政治人物欺骗收买，他们之间的你争我夺，不过是以暴易暴。当然古人在那时自有他的行事原则，譬如说要各为其主，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认识去要求他们，但作为今人，我们就不能仍用古代的眼光来看待了。
三、我们应有的文化反思
到了近代，对古人那些认识恐怖主义的误区，本应该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取得正确的认识，但遗憾的是我看到又出现了一个人为的更大的误导，就是把那些本为帝王一家一姓或某一利益集团之私卖命的活动，拔高成为爱国主义行为。
譬如那个为吴王阖闾的权位不惜毁妻灭子去取得敌手信任以行刺的要离，便被现代文人描绘为是深爱吴国，为了吴民免遭庆忌与吴王阖闾争权而兴起的刀兵之灾，才采取此非常行动。实际上毫无这样的历史记载，是作家为了拔高的想象。
还有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率军到黄池与晋国争当霸主，在与晋国使臣会见时，竟让他手下六个武士，当着客人的面自刎，洒血席前，以此震慑对方。（‘摄少司马兹与王士五人， 坐于客前。’乃皆进，自刭于客前以酬客。”《国语》）也被吹捧为爱国的壮烈精神。其实他们不过是吴王借以显示他的权威，在今天看来更只觉其骄横与野蛮，而就在他们断头之时，越国的军队已乘虚袭吴，夫差回去就兵败国亡了。那六个武士是毫无意义的送命。
郭沫若为聂政刺侠累写的《棠棣之花》中，聂政和严仲子竟代表着自由正义一方，为聂政之行写了“让自由之花开遍中华”的颂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果是为争取自由而死，倒也真值得赞颂，但一查历史，并不是那么回事。聂政不过是感严仲子的知遇，自述“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举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已者用。”而且从聂政有“语泄则韩举国而与仲子为雠”的话来看，侠累不见得就是代 表着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