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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为我从天落”——1957年前后的一些事儿

作者:陆健东 来源:《南方周末》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20日 点击数: ( 字体: )

 
“历史真实”其实是一种很脆弱的形态。它往往受制于历史自身所具有的“屏蔽功能”。从传统的含义出发,历史是人类生活的痕迹,历史自身的“屏蔽”不仅仅单指人为的屏蔽,往往还包括风云翻覆、时势热点瞬间易转等等。“雨骤风狂,落红无数”,这是它很贴切的形容。
 
比如,历史中的“1957年”,是一个具有标识性的特别年份。半个世纪过去,今天开始看清,作为一个年代的转折点,“1957”不应是单纯的一个纪年,从一个运动的全过程看,它至少需要包括从1956至1958这整整三年的光阴。在这一千多个日子里,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均演到极限,形成巨大的反差。单从众多著名的事件中挑出,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报告,即可算是“戏肉”极足的一折。毛泽东的报告是将他先前已有的威望再推向高峰。毛泽东论“人民内部矛盾”,实际是将国际国内的方方面面都说到了。毛氏口才极佳,纵横捭阖,显示了一个驾驭大国的强者的气魄——尤其是在刻板有余、活力不足的蒋介石的余影犹存下,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场不少聆听者是统战人物)。这些都是很撼动历史灵魂的。
 
 
 
1959年1月,陶铸(左三),王匡(左一)到东莞虎门调查时,
与正在此间劳动的中山大学中文系师生座谈 (陆键东/图)
 
此时期的中国呈现出少有的“质感”形态。风注如流,潮涌如海,驱动着时潮走向的是如浓云般流荡的“情感、人心”。毛泽东2月27日报告所涉内容广泛,不过予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点:面对由执行“双百”方针而挑起的对现行体制批判的思潮,毛泽东特意引入了古剧《西厢记》里面的人物,他自比剧中的老夫人,谓老夫人将不会再唱上主角,唱主角的应是红娘(毛直言红娘就是周总理、在座各位)。毛泽东的意思是,在建设中老干部不能再吃老本,应让有能力者挑重担,自己起点跑跑龙套的作用就可以了,梅兰芳老了也是可以跑龙套的。说到这里,全场一片欢笑声。这个细节折射了此时候历史前进的特点:“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随着毛泽东2月27日的报告以及随后几场内容相似的讲话向党内外传达,“毛氏新思维”以春风裂冰的强力,震撼全国“肉食阶级”(当然包括知识阶级)。非常特别的是,毛氏思维的威力不是如以往政治运动那样以文件等形式发出,偏是以生动风趣、如话家常的“对谈”方式传递。一时毛泽东讲话中如评点《西厢记》一类的诙谐语,以很快的速度传遍全国知识界。士人喻为千古未有之盛事。所谓“合力”就是这样,冰河下的热流涌动(这可比喻为仍受到禁锢的知识分子),冰河上则有如刀的春风劲吹(这又可比喻为最高领袖)。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史上,有两个已世俗化了的传奇演义,从未有过这样高的热度,一就是1957年的《西厢记》,二就是1958年被看作反映了资产阶级学者治学猥琐的“杨贵妃风流故事”。前者以喜剧的形式,为一种其实很敏感的政治态势添加了欢乐的色彩。故此在稍后冲天而起的“大鸣大放”中,各地相当多的鸣放者,屡以“毛主席评《西厢》”作共鸣,以表数年来一直受到“三堂会审”式改造的感慨。这是一处很重要的细节。透过它,才可以“质感地”理解1957年那个刻骨铭心的春天,为何有那么多的感激涕零,又为何泪水未干之后又会有那么多的激昂与放胆。
 
只是这样的细节也很脆弱。三个多月后的6月19日,一直为世界揣测不已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有关《西厢记》以及其他谈笑风生的内容全被删除,全文风格截然相反。这是在当年就引起无数知识分子“腹诽”的伤痛。其实重回1957年那个冷暖交煎的季节,毛氏之文有这样的变化,也属必然。从“对峙”的一方知识分子方面说,由感激涕下到要求“当家作主”,此中巨大的转折,也不过是旬月间。一句话,变幻之际无数“历史真实”瞬间即失去曾有过的意义。在1957年的五六月,无论是整风者抑或鸣放者,都有过这样不约而同的“心理意识流”,今日之花已非昨日之花。《西厢记》之类的感喟,已时过境迁。五十多年后回首,一联当年被不少人引用过的唐诗,可以深刻地概括出这个特殊年头的本质:“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啼不住”喻不消停的批评声,“轻舟过万山”,则影射官僚主义在鸣放声中早已一帆逸去(即依然故我,轻松脱身)。从后世看来,这两句出现于1957年的唐诗,已触及了历史的核心:无数被激活的世相不断涌现,而牢牢控制着大局的统治权力,从未迷失这样的本能: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向,也是活在其时的一代人的最大悲哀!
 
尽管如此,上举那些一闪而过的画面,仍是构成历史演进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连系着作为过程的起因、发展。许多年后会发现,许多细节实已决定了后来的走向。比如,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报告,是因应1950年代中期中共建国方针已向经济建设转型的要求,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作慰问与安抚。毛泽东那些关于《西厢记》的发挥,搔到了知识阶级的痒处,它是1956年前后中国社会大势发展的一种结果。
 
再追索下去,故事呈现的是这样的“兴起”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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